| 湯敏：如果你們投資那部分不僅是政府的錢，你如果慢慢能夠吸引很多民營的資金進來，那就證明你是成功的，那就說明你們還是有吸引力的。
任志強：我也借這個機會說說，我成立公司的時候是81年，但是我到華遠以后成立公司的時候是84年。我84年的時候和學校有很多合作，但是我們當時和學校的合作是通過給項目，這個項目是帶著錢的。組織學生去進行創業性研究，我最大的成功就是中國人民副行長當時當研究生的時候我給他發工資，但是他當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第二是（劉鶴），他現在是中央財辦的副主任，他也是我的創業小組的四個領導人之一，排在最后一個的領導。還有一個是我的上級，他當時是第二負責人。我回憶起來那段時間我們委托一些私人組織一百多個研究生給我做了一些課題研究項目，其中一個是得了國防部二等獎，然后他們形成創業精神以后，后來留在企業的、留在國家機關的，留在政府機構的，分別成立一些高級管理人員。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畢業的時候你有什么想法委托他，然后培養他，形成了一個叫做獨立奮斗的創業精神，不是學校組織的，而是學生會自己組織起來，承擔一些上創業性的任務，一個組織就變成了一個創業過程，最后形成了一批骨干。84年的時候一個項目最多能給到18萬塊錢，每個人都是萬元戶，非常多。但是他們成功了。
所以我想改成創業教育基金可能更好聽，我們作為外行來說沒有時間了解你的創業基金的情況，不是說給你多少錢去做創業的事，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創業的氣氛和創業的氛圍，或者創業的思想和創業的實踐，這樣可能對創造力的作用力遠遠大于我給你錢。華遠集團借款20萬企業家，沒有錢，一輛破的吉普車是每次要搖，不搖的話都發不著火。
沈南鵬：剛剛講到大學生的創業，我想到一個情況，其實在美國最早受風險投資所謂開始的關注行業，絕大部分是真正的技術型的。跑到中國來過去五年、十年是變位的，很多情況下是消費產品和服務，包括互聯網，真正來講它并不真正的技術性的企業，當然也是順應了中國目前的市場需求，有很大的這樣的市場在那邊，所以一些企業可以賺錢。
但是激戰學校也這樣的環境，中國這些學生、中國的學校還是有優勢，能不能在這些方面關注一些基礎研究，可能這么多年下來還沒有投到真正技術性的企業走出來，但是我想中國的基礎還在，比如無線領域，美國現在在跟中國學。這里面為什么不能產生一些中國的在技術上的優勢。我們去看華為，華為其實下面有一百個、兩百個研究俱樂部，如果我們其中的某一個研究成果占了整個華為價值的1/100，我們的學校能不能在資金的支持下面在這樣一個好的學術環境里面產生一些技術產品出來，我相信這個還是應該有人去做這樣的努力，中國應該講還是有希望的。我們看一個非常小的國家以色列，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以色列有非常活躍的風險投資市場，他們本國市場是非常小的，從消費產品、從服務來講。但恰恰那邊因為很強的學術研究、很強的學校這樣的基礎造成了一批有成功的企業。中國如果在風險投資應該關注這樣的方向，中國的學校應該把精力放在這邊，能夠培養出學術型的創業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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