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
服裝企業的高庫存是問題多年累積的總爆發。一個服裝企業的倒閉，往往是庫存幫大有作為之時。
在石井，我們能看到一種最講江湖規則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單貨，讓我去收，能賺10萬塊錢的話，我分你5萬。資金利息、倉庫租金和其他費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來，石井的店主們都是和找貨人如此分賬，雙方沒有合同，依據的是行當里自發形成的慣例。陳付陽說，在石井的童裝圈子里，這種靠四處看貨，和檔口老板們共贏的人有幾百個。
他很依賴這個群體，“我每天要接五六十個他們打來的電話，在五六十單生意里，我會選擇性地看上幾單，然后挑兩三單貨拉回來。”
他自己就是這么走過來的。17歲的時候口袋里揣著的那2000元錢，“在外面坐公交車、買瓶水，吃頓午飯，一天的生活成本10塊錢。手里的錢是根本不夠打貨的。”但就是靠今天收一匹布，明天收一包衣服地攢錢，七八年后他當上了老板。跑出去拉單并不容易，“人要熟，貨要看得準，要會砍價;現在盡管貨源充裕，但競爭也很激烈。你要知道，哪個行當里都是老虎比豬多。”早些年，陳付陽出門看貨，往往一去就是一兩個月。
在杭州開過童裝廠的胡海東和陳付陽打過幾年交道，很欣賞陳的行事風格，“他過來收貨的時候，我們并不讓他進到倉庫里去，只是把樣品拿出來，然后告訴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們去裝箱，他第二天就過來把貨拉走了。”有一些謹慎的尾貨老板，往往臨時雇幾個人去清點件，陳付陽比他們要痛快得多。2010年，胡海東幾萬件庫存被陳付旺一次性清得干干凈凈。“如果碰到大倉庫，庫存數量太大，他就會聯合圈子里的幾個人一起來收。”胡海東說，這個群體的存在很有必要，庫存堆在那里已經是廢品，多少能回收一些資金，總比借民間高利貸來補充流動資金要好，尤其是近年，各地高利貸的行情都到三分以上了。
“一單幾萬件的貨，少個幾百件，或者摻了一些次品，對我們來說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只是按各個品類的比例來給一個均價。”陳付陽說現在的庫存貨源實在太多了，“現在全中國生產的童裝包括庫存貨，國內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這話可能有些夸張，但也接近事實。
正如胡海東所指出的，如今服裝企業的高庫存是問題多年累積的總爆發。“你想，很多企業的倉庫里還堆著三四年前的東西呢。年景好的時候，有一些庫存可能沒什么，可現在很多企業都嘩嘩地關店，庫存能把企業累死。”除了童裝，2008年前后上市的那批體育用品企業如今都是庫存大戶，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報顯示，包括李寧、匹克、鴻星爾克等在內的幾家公司已經關掉了1000多家店鋪。渠道收窄，對于庫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胡海東曾經在福建和東莞的成人裝和童裝企業擔任高管，對服裝產銷的弊端頗有發言權，“國內企業的產銷周期太長。企業做生產計劃，往往是一年前就開始打版，下單，可現在的服裝時尚感越來越強，誰能知道一年后市場到底流行什么?”而對幾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來說，往往是在上市前沖量，貸著款去擴充渠道，“這些都造成了一種需求的假象。”
內銷公司如此，外貿的萎靡對今日中國的庫存規模也貢獻甚大。“現在沿海的海關，都堆著相當多的垃圾貨;公司倒了，東西都滯留在海關。一單就是幾十萬件，這樣的生意現在多得很。”陳付旺說。
盡管一些知名公司對庫存幫往往表現倨傲，但到了一定時候，他們也會有求于這些江湖上的及時雨。幾年前的一個晚上，陳付旺就接到一個東莞打來的電話，說是一個老板急需2000萬元現金。陳付旺連夜聯系人把錢湊齊了去拉貨，就在最近，陳付旺的朋友還做了一個1700萬元的大單。
不要低估庫存幫的能力，伴隨著服裝業的多年擴張，庫存幫也在擴張，“以前我們湊2000萬，要很多個檔口，一家幾十萬地湊，現在只要兩家就能拿出來。”陳付旺說，這個行當全是現金交易，不賒不欠，再沒有比這簡單直接的生意了。
一個服裝企業的倒閉，往往是庫存幫大有作為之時。對那些工人排在廠門外等著要工資的工廠而言，庫存幫的現身意義重大，“工廠倒閉往往是工資拖著，廠房租金拖著，債主的錢欠著。工廠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只要有人和我們談價格，我們就去拉，一手錢一手貨。”
誰的暴利
“暴利心態導致了整個產業鏈的畸形。比如，這件衣服100塊錢成本賣1200，于是很多人跟著這么做。其實服裝本身是個低平臺的產業。”
“只要人類還穿衣服，還在生產服裝，就不可能沒有庫存。”百川一代服飾的業務員周吉祥，差不多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向記者解釋庫存產生的原因。這位87年生的年輕人來自長沙，和他那位湖南同鄉夏華相一樣，在幾百上千家企業看過尾貨。
“企業處理庫存，首先是在自己的店里打折賣，賣不完就甩給我們或者捐贈給邊遠地區，再處理不完就銷毀。”周吉祥說，歐洲的奢侈品品牌也是這么干的。
我們在中學的教科書上，讀到了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把以百萬加侖計的牛奶倒進陰溝的內容。這是否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值得商榷—因為牛奶可能過期了。至于服裝，其實是會過期的，“在倉庫放了超過兩年的服裝，多少會發霉，穿上去線都可能崩掉。”周吉祥說。
我們至今沒有獲得哪家企業公開在銷毀服裝的消息，勤儉起家的中國服裝商人的道德水準也大概高于那種過剩資本主義時代的美國商人。不管怎樣，對中國服裝業來說，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在石井錦東國際服裝城，記者見到了周吉祥的老板、百川一代服飾的總經理廖亮中。據陳付陽介紹，在成人裝領域，廖亮中是石井的大戶。在等待廖亮中的那天下午，記者看到了服裝城里穿梭的“百川一代客戶服務車”，以及很多家“百川系”服裝店，愈加相信陳付旺關于“廖是服裝城的大股東”的說法。當天，百川的一個檔口正在以一折到一點五折的價格賣“國際品牌”DEVIDERO和BULL。按廖亮中的規劃，錦東服裝城要做成一家奧特萊斯，而不僅僅是賣邋邋遢遢尾貨的地方。
42歲的廖亮中來自廣東梅州，服裝打版師出身，1992年在廣州開過服裝廠，隨后在廣州的黃埔、東山口開過很多家專門賣庫存貨的零售店。2000年以后，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庫存幫。
對于服裝的高庫存，他另有一番見解：“中國的服裝企業在歷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態導致了整個產業鏈的畸形。比如，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賣1200元，還賣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著這么做，其實服裝本身是個低平臺的產業。”
為了賣高價，服裝企業都紛紛往高端商場擠，但高端商場見誰都要砍一刀，“商場扣點28%。就算是一線品牌，都要走很多關系。比如，你在廣東要進一線商場，就必須找對幾個人，給個50萬元、100萬元才能進去。這些花銷都攤到成本上去了，價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幾年租金也是異乎尋常的高，“東山口、黃浦一帶的商業街，鋪面租金都是天價。一個月下來，幾間店鋪就賺萬把塊錢，可如果我不干了，把店轉租給別人，可以收到八九萬元租金。”尤其在2002年以后，運動品牌迅速崛起時，全國各地商業街的店租更是扶搖直上。運動品牌對這筆成本早就難堪重負，沒上市的公司支撐不住，即使上市了的公司，現在也不行了。因為經濟低迷，消費規模也小了很多。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費的低迷，直接導致了服裝行業的快速下滑，“據我所知，一二線品牌的動銷率不到50%，甚至有些人的動銷率不到30%。這樣一來，市場就完蛋了。所以，我們想做一個奧特萊斯，走量的同時追求合理的利潤。”這個設想正在變成現實，現在廖亮中的一處樓上樓下400平米的店鋪，一天能賣兩三萬塊錢，好的時候四五萬塊錢，而店租一個月只有萬把塊錢。“這好過花5萬塊錢在繁華地段去租一個店。我的主業是批發，但現在零售都可以支撐我的開銷。”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裝企業不同的是，流程簡單，沒有那么多附加環節的開支。
廖亮中認為，服裝行業的暴利時代應該終結。“那些上市公司曾經是高利潤啊。我們的利潤率只有30%，而他們曾經有300%的利潤。”今天的巨量庫存不過是為當年的暴利付出的代價。
要消化服裝業的巨量庫存，靠專賣店里慢悠悠地打折銷售，或者工廠店里的特賣顯然是不夠的，而寄希望于電商則更不現實，“庫存貨往往款式多而單款量少，而且，我們要求很高的周轉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錢的東西，分類整理、拍照，然后雇很多人掛到網上去賣，是不劃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鎮是服裝庫存最后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庫存也還拖著一個長長的尾巴，像廖亮中、陳付陽、夏華相他們，是庫存市場的第一個層級，接下還有找他們幾千幾萬、幾十萬地打貨的全國各地庫存分銷商。誰也沒法保證石井庫存能完全被消化，“我們現在非常謹慎，因為我們也有庫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萬件衣服，到現在還有15%沒賣掉，這對我們來說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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