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規則制定、拍板決斷
選擇周其仁為法人代表是楊鵬的主意，而說服工作是由之前便與周其仁相識的王石完成的。
但在勸周其仁的過程中有一些波折。“周其仁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他不太愿意接受公開露面的事，他一直都覺得他自己不合適，但是我們一直都覺得他特別合適。”最后，周其仁礙于朋友的面子，加入進來。
但每次理事會開會，周其仁都會反復說自己不適合當法人代表，但所有理事幾乎都說：“你特合適，就是你最合適。”
作為理事長，在每次討論年度規劃和預算的理事會上，周其仁既主持會議，也要發表看法。有一次，理事會討論要不要定個議事規則，但有人覺得人數太少，沒有必要專門設置。就在規則討論快要不了了之的時候，周其仁定調：沒規矩不成方圓，咱們雖然人少，但是也人多嘴雜。他說完以后，大家就都不吭聲了，然后討論出了規則細節，并表決通過。
三駕馬車：
堅持信心、放下身段
據李連杰回憶，2007年4月19日，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誕生的時候，第一個出來支持的就是騰訊。“這么多年來，遇到任何困難，我們參與的救災活動，騰訊一直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當然其他的幾家也一樣積極支持，我們一直在開玩笑，說過去壹基金有三駕馬車，就是騰訊的馬化騰、阿里巴巴的馬云、招行的馬蔚華。”
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那時候李連杰見到一個人他都滔滔不絕地講，誰能被他游說，便伸出橄欖枝跟他合作，就變成最早的合作伙伴，而且他們能看出來這個是好事，方法和思路也都靠譜。”
李連杰最難的時候，經常找馬蔚華吃飯，馬蔚華都在招商銀行頂層招待他，一起吃員工餐。他經常鼓勵李連杰，說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這事情還是好事，所以我們要堅持。”
壹基金成立后，馬蔚華向李連杰傳授不少管理經驗，招商銀行的年輕員工比較多，他就把自己跟年輕人溝通的經驗教給李連杰：必須要用心，要把這個機構所有年輕人的詞匯都掌握，到支行必須干三件事，跟中層干部吃飯，所有員工都講一次話，搞一次集體活動。
李連杰和馬云經常會面的地點是在杭州馬云家大別墅的院子里。
和李連杰第一次見面，馬云就建議李連杰，要以一個非常平和的心態去做，而不是一下子扯一個大企業，把自己架上去。他特別強調，不要把自己放在一個道德優越地位上去，踏踏實實做事。他還暗示李連杰，現在所有資源里面，人是最重要的，有這些人才有這件事，不是有這件事才有這些人。
李連杰曾和馬云商議過，要不要宣傳理事會成員不拿底薪這件事，馬云告訴他千萬不要說。“如果我們自己進行這樣一個道德抬升，你讓別人怎么做？如果說這個是不可持續的，這件事情不是放在每個人都會實現的，你就不要這么做。”
阿里巴巴為中小企業服務，所以馬云特別重視公正和平等。他覺得做公益的出發點，是一份力所能及的責任，這本身沒有任何道德上面的優越。“所有我們任何工作的出發點，都是一個普通的人能不能做到。如果他做不到，你就不應該把這個當成一個要求。因為那樣的話一定不是理性、可持續的。”馬云告訴李連杰。
和大佬合作，沒有后門
每次理事會，除了柳傳志和牛根生派代表參加，如果沒有什么特殊的情況，其他大佬都親自參加會議。
盡管大佬們很支持，但在和大佬們的企業合作的時候，卻依然沒有后門可走，跟正常的商務合作并無二致。指教歸指教，生意歸生意。大佬談大佬的，合作還得基層的工作人員談，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還得董事局通過，像正常的商業合作一樣，要遵守商業規則。
“壹基金在和招商銀行商議共同推出一個壹基金月捐信用卡的時候，預算、項目設計、發卡量，都要經過合規的程序，招商銀行直接負責項目的工作人員，要看到實在的效益才會和壹基金合作。”唐藝蕾介紹說。
而由劉東華等媒體人和政府負責人組成的監事會也是深圳壹基金背后強有力的支持。在一次理事會上，監事會提出在重大突發事件收到很多捐款，要即刻啟動同步的審計，“條例沒有要求審計，只是信息公開，我們進一步要求審計，并同步審計，這個是為了讓它更加公開公平，這個意思就是公募基金會要給公眾捐款人有交代。”深圳壹基金監事會成員、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本刊記者徐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壹基金何時不再孤單？
民政部數據顯示：整個2012年度，我國慈善捐贈總額在700億元人民幣左右，較2011年的845億有所下降，而與2008年以及2010年的破千億元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下滑。
對此，有人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組織機構和人員管理能力較弱導致其內部管理出現混亂，與此同時，由私募資金組成的民間慈善組織卻缺乏相應的社會資源支持，是導致目前中國慈善公益事業出現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作為全國首家由民間發起的、無業務主管單位的公募基金會，深圳壹基金贏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匯聚一家，其實對我們的運營能力也是重負，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傳播部總監姚遙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名聲在外不是我們要的結果，我們只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為全國人民唯一選擇，這到底是悲哀和幸運呢？這恰恰證明中國的社會組織、民間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開，
一年就能突破3000億
“給壹基金注冊這個事的本身，在于體制機制上的嘗試，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與否，絲毫都不能降低這個事情的意義。” 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現任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的劉潤華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雙重登記管理體制強化了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遠，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這樣的概念下，它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會組織的雙重登記管理體制成了越來越尖銳、越來越突出的問題。
深圳這些年有意識地進行體制機制的創新，提高社會自治的水平，發揮社會公眾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熱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現，也證明了深圳堅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確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地方探索終于推動了國家決策的形成。”劉潤華說，“社會建設它的本質是建設社會，而不是要把社會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務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把社會發展起來，建設起來。”
近年來，雖然民間慈善組織不斷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礙。據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分析，基金會注冊方面，除了管理體制，還存在幾百萬的準入門檻；在服務設施及項目方面，慈善事業缺設施、缺組織、缺技能，更缺專業化工作人員。
而在國外，登記注冊為合法慈善基金相對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以德國為例，由政府全額出資成立社會事務中央委員會，定期審查受贈機構的財務信息并對其進行公信力評估，然后按照Ａ、Ｂ、Ｃ等不同級別頒發認證。通過這個認證，公眾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選擇信任哪個機構，并隨時了解捐贈的動向。
王振耀預測：“如果政策稍微放開，一年3000億很快就突破了。美國的慈善捐款總額占GDP的2%左右（3000億美元），咱們如果達到1%，就是5000億。”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國務院法制辦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覺得這個進度還是慢了點，應該讓全國人大介入，加快立法進程。同時，他認為，應該像國外一樣成立跨部門的慈善委員會，協調政策，具備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遠不止是“救急救窮”
因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讀為，民間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和展現，是慈善回歸民間的轉折點，也是公眾捐款“用腳投票”的開始。
對此，王振耀認為，不能把民間和公立的慈善組織對立起來。“全世界沒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們分來分去，弄得比爾·蓋茨來中國都特別郁悶，認為中國做慈善的標準特別高。其實，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間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國民間組織60%的錢都是政府給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組織也有發揮作用的優勢，“比如紅十字會，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籌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這是很多民間組織望塵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緊要的問題，關鍵是要進行職能的轉變。”
如果說慈善回歸民間，其真正的意義不在于民間慈善組織要達到什么樣的規模，而是在于慈善組織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間。王振耀指出，中國的慈善事業要從傳統的救窮救急，轉向社會服務、社會引領，比如投資文化、教育、養老，讓大眾切身感受到慈善的價值。
慈善捐款漸成“剛需”
中國慈善需要轉型
只有讓大眾在生活中感受到慈善，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慈善只是“施舍別人、救急救窮、道德至上”的誤解。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回報社會的需求達到新的高度，慈善捐款逐漸成為一種“剛需”，且規模越來越大。但同時，我們卻缺少大量的社會服務項目與之結合。就是因為我們對慈善的認知還太窄，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設施等等，都被認為是政府的事。
在美國，有捐贈記錄的人達到其總人口的80%，教堂慈善項目大多是圍繞教堂開展社會服務。王振耀發現，美國人捐款的出發點是“捐款為自己”，“他們發自內心地捐款，不會說你管理體制不行，我就不捐了。”
王振耀認為，中國慈善需要一次轉型。“把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出來，化成慈善項目，從而把社會對慈善的心結打開，用這種思想觀念的轉變，推動體制調整。只有把政府的大門打開，一切才有可能。”
而這次轉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有當年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勇氣，要“對內對外開放，引入國外社會組織，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
專訪壹基金創始人、深圳壹基金理事會理事 李連杰：
壹基金要有在黃燈下前進的本領
在壹基金有這么一個現象，當年因為視李連杰為偶像而加入壹基金的人，現在都走掉了，而那些堅持到今天的人現在成為了李連杰在工作上的粉絲。
在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看來，現在已不插手具體事物的李連杰對于壹基金而言是精神領袖。但李連杰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強調，走向公募就要“去李連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結果是，誰是李連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遠傳承下去，這樣才是可持續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周刊》：就目前的市場環境而言，壹基金最大的挑戰是什么？在公眾看來慈善透明度是壹基金做得最好的一個方面，壹基金是怎么做的，該如何完善？
李連杰：剛開始的時候，需要用我的無形資產去推動。走到一定的階段，需要去掉個人化，用制度去推動組織的進步。把李連杰的名字拿掉，將壹基金打造成集體領導的、透明專業高效的機構。
壹基金的價值觀是得到集體認同的，我個人會持續用一生的時間，去關注和推動這個壹基金慈善業的發展。但是必須用理事會的結構去管理壹基金，理事會本身也要換屆，理事會也不是永久的。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理事會是三年一屆，民主選舉，而且必須是個人意愿。為了奠定一個機制，大家都把上市公司最嚴謹的結構放在壹基金里頭。希望經歷磨合期后，經過二三屆之后，將來形成一種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誰來都可以繼續承擔責任。
壹基金有兩個原則：第一是遵守法律；第二是全部的員工技術性的錯誤可以犯，“因為沒有企業是完美的”，但原則性的錯誤不能犯，不能貪污、腐敗，“我們必須是‘裸體的’，沒有口袋的，錢沒有地方放。”
我從不擔心壹基金，因為壹基金從起步那天就要求自己做到專業和透明，如上市公司一般，交代每一筆錢的去向。同時我也希望看到人們不要因為某一個人某一個組織在成長過程中犯了一個錯誤，就停止做公益慈善，那樣就太不值得了。
《中國經濟周刊》：公益基金的藝術不僅在于為社會謀取公益，更是建立質優的慈善生態。有人期待壹基金轉型為一個公益生態圈領導者，有災組織救災，平時利用品牌影響力設計項目和籌款，但執行交給本地NGO，壹基金監管，優勢互補，形成和擴大民間公益生態圈。對此您怎么看？
李連杰：公益事業，其實就是公眾的利益。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在人類的結構里基本上有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政府的力量，制定政策、法律等等；第二種就是企業的力量，企業包括社會組織、各種大團體、各種婦女協會、青年協會、企業家聯盟；第三種就是個人，個人的力量，個體的力量。我們大部分一直探討的都是前兩種，而壹基金想尋找的是第三種力量，就是如何推動人的改變。
其實壹基金想做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一個平臺，對整個公益慈善產業推動的一個平臺。你沒有這個平臺，大家沒有資訊，很多富裕的人捐錢不知道捐給誰，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不知道怎么申請錢，供和求之間沒有一個平臺去交換資訊和探討。所以壹基金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壹基金一家人，全球一家人。盡我所能，人人公益。
《中國經濟周刊》：關于中國的公募慈善，據您了解，目前它處在一個什么狀態？壹基金發展多年您有哪些困惑和收獲，壹基金成長以后，對管理有什么新認識？
李連杰：打比方說，好比在一條路上走，有紅燈、綠燈、黃燈三個燈。現在大部分的時間，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停留在黃燈的狀況，既不完全說不行，也不完全說行。我會選擇在黃燈中不斷地探索。
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區域性的基金怎么能夠輻射全國。雖然我們會迂回做很多事，但是肯定沒有全國性基金會那么暢順。壹基金天生就是一個全國性的公募基金，它倡導“每人一塊錢，全球一家人”的理念。我們一家人出錢出力，把家的環境搞好，但是這個家不能只在深圳，或者只在某一個領域，在國家相關的政策法律沒有更新之前，壹基金還要繼續迂回前進，要有在黃燈下前進的本領。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