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遷之痛
從2010年開始，全球最大手機代工企業富士康大舉從深圳內遷，轉至湖南衡陽等地。
上述權威人士表示：“相比于大型企業或工廠，中小工廠的搬遷并非是戰略規劃方面的考慮，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補充道，作為電子行業的集中地，深圳有3萬~5萬家電子元器件和電子設備制造商，其中七成為中小型企業。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廠已經搬到外地。
在松崗鎮，廠房轉租的紅色廣告標語到處可見，舊的標語顏色尚未褪去，新的標語又已貼上。
周明是福建人，為縮減人工成本，他曾經動過舉廠搬回老家的念頭，但是由于供應商在深圳周邊，出口也方便，最終還是放棄了。
生產基地在龍華新區的一家大型企業副總許信忠說，雖然企業搬回二三線城市會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政策優勢，招聘難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產業鏈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設施跟不上。
但是，對于100人以下的工廠，即便他們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設施，二三線城市也不是他們的歸宿。許信忠說，工廠人數太少，難受當地重視，享受不到政策優惠。他們要么直接關門倒閉，要么轉行。
缺少實力去支撐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廠難以搬遷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人士補充道，100人的工廠甚至達不到小型企業的標準，只比微型企業高一點，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廠才會考慮外遷。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電子工廠小老板稱，他是早早在當地低價買了一塊地皮，無高昂的租金之憂加上銷售渠道穩定，才決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遷過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對未來的期盼。他像螞蟻搬家一樣，幾十臺沉重的設備和幾噸的原材料，拉了幾十車，才把工廠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裝設備和組裝調試，費時整整一個月，花費了近20萬元的顯性成本和不可見的隱性成本，才安頓下來。
各顯神通
隨著工廠的搬遷， 外界一直在擔憂深圳可能會出現制造業空心化的趨勢，進而影響關聯的產業。
出租車師傅崔啟寧住在福永鎮，常在附近轉悠拉客。雖在酷暑之中，他已經感受到了工廠搬離帶給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戶來拜訪工廠，打車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飯時。但今年，打車的人數已經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許信忠對是否出現空心化持樂觀態度。“不必太過擔心，畢竟大環境和綜合優勢在這，會吸引更多優質的企業，未來留在深圳的企業必須要有核心的競爭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進行第四輪的產業調整，不僅僅是深圳，中國整個沿海的制造業都在搬遷。要素價格的全面提升，會換來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進而換來高附加值的產業。
在身邊工廠不斷搬離的情況下，周明已經意識到了將來的危機，一有空閑就參加各種收費高昂的培訓班，學習企業內部管理以壯大企業。
對于價格壓得太低的訂單，周明外發給湖北等偏遠地區的工廠代加工，“那邊銷售渠道不暢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廠還是非常愿意接這樣的訂單的。”周明說。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一些工廠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記者在福永鎮走訪時，有多名工人表示，該鎮的工業園及深圳其他區域的一些小工廠周末通過招聘臨時工的方式來減低成本。
曹兵抱怨說，他所在的電鍍車間環境太差，沒有安裝空調或風扇。在深圳已經連續多日30多攝氏度高溫下，一走進車間，汗水就細細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壓力下，天氣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沒有加班的日子。即便周末去做臨時工，曹兵還是覺得工資太低了，他準備再干兩個月，情況若是不好轉就返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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