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家的標志性人物,柳傳志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總是備受關注。
近日,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柳傳志意味深長地說:“重要的是把方向弄對,方向錯了,再努力也沒有用。 ”
■從“世界企業家”到“永遠的船長”
●不能說他們評我是 “世界企業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業家”了。
●就算聯想集團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難,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盤,畢竟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戰友們有能力處理好。
解放周末: 2010年11月,您在法國里昂獲得了 “世界企業家獎”。此前這個獎曾頒給過有 “經營之父”之稱的日本京瓷株式會社創始人稻盛和夫。法國經濟部部長在給您頒獎時說,您帶領的聯想 “不僅征服了中國,而且征服了世界”。但獲此殊榮,據當時的報道記載,您 “在臺下只是笑笑”。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柳傳志:這個獎是法國里昂一個工商管理學院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評定的,有一定的國際性,像你們剛說到的之前還有稻盛和夫獲獎。但盡管這樣,也不能說他們評我是 “世界企業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業家”了。我覺得自己還差得老遠,只能說明他們很關注我們中國這個成長中、前進中的國家,所以很關注我們的企業。
這個 “世界企業家”的稱號就跟總有人說我是 “中國IT教父”差不多,我自己確實不敢這么想,這么說。我要是真想自己成為什么的話,動作會變形的。
解放周末:一年之后,我們知道,您又領了一個很特別的獎。那是2011年11月2日,您卸任聯想董事局主席,新上任的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代表全體員工送給您一份禮物——“勝利號”戰艦,稱您是“永遠的船長”。這兩個 “獎”、兩幕場景相比起來,哪一個讓您感到更有意義?
柳傳志:非常明顯是 “永遠的船長”,它對我的紀念意義很重。畢竟創業20多年了,這次退下來,多少有點像嫁女兒的感覺。不過好像和一般嫁女兒還不一樣,因為有人問過我,嫁女兒哭了嗎?我就很納悶,哭什么呢,不是好事嘛,但肯定也是心潮澎湃的。
解放周末:一個是 “笑笑”,一個卻是心潮澎湃,兩者的不同說明了什么?
柳傳志:接過 “勝利號”時,心里確實是比較激動的。因為我的繼任者、我的同事能夠真心承認我們創業者對聯想的功勞,這讓我很感動。還有一點,前面那個獎畢竟是外面人頒給我的,這個是我的同事、我的親密戰友,他代表聯想員工表示真心承認、真心感謝,情感上是不一樣的。
解放周末:為什么他們稱您為 “永遠的船長”?這是一個榮譽稱號,還是要您繼續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船長,希望您能永遠為聯想把舵? “后柳傳志時代”的聯想,還需要您繼續把握方向盤嗎?
柳傳志:那是一種尊重、客氣的說法,是他們發自內心說,當我們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您發話,我們聽您的。但其實我以后也不會再管了。(笑)這話就像 “我想死你了”,不可能真的 “想死”吧。
就算聯想集團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難,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盤,畢竟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戰友們有能力處理好。
解放周末:您說過,聯想是您的生命。作為聯想的生命共同體,您從生命的感受來看,聯想目前乃至今后最需要把握的方向是什么?
柳傳志:我希望聯想把握方向盤的人,他的核心價值觀能與我一致。聯想根本的核心價值觀有這么幾點:首先要把企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但必須要以企業發展為前提。還有像 “求實進取”、“以人為本”等,這些也很重要,因為它們關系到我們為什么辦這個企業。能夠堅守這種價值觀的人,我把命交給他,是放心的。
■方向要是沒弄對,光努力是不行的
●環境變化了,新的趨勢在涌動,你要是還執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
●不能陷在過程當中,而要跳出來。
解放周末:聯想的大船要永遠成為 “勝利號”,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
柳傳志:聯想控股的愿景是以產業報國為己任,關鍵詞一個是 “產業”,一個是 “報國”。最近,我不是特別愿意提報國的事,因為現在有一些人總混在愛國者里面,主張對一切排外,對外國張嘴就罵,這不是真正的報國。就像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的時候,聯想火炬手金晶在法國遭到別人突襲,國內就有人主張抵制法國企業家樂福。金晶出來說了一些比較理智的話,還有人罵金晶,說她是漢奸。我經歷過 “文化大革命”,經歷過那種運動,有的人愛國的口號喊得最響亮,但到祖國真正需要他時,他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說翻臉就翻臉,F在社會上就有一些這樣的人,說話不負責任。我擔心會被那種人糾纏。
我不愿多說,但從內心來講,我這個年齡的人,我的經歷讓我始終把報國當作一種情懷,總希望中國強大起來。所以我內心還是有產業情結、報國情懷的。
解放周末: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家,為什么您總是強調方向是最重要的?您認為應該怎樣把握中國企業的發展方向?
柳傳志:當一個企業已經到了有能力制定戰略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戰略方向制定的正確與否,對后面的影響極其重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做膠卷的柯達公司。數碼相機一普及,柯達就破產了。其實,柯達很早以前就研究過數碼相機,但它自己把這塊業務放棄了,就只做膠卷,也不管外面環境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最后怎么樣?做死了。
我們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聯想最早的時候是做漢字系統的,叫聯想漢卡,如果當時我們就認定這一條路,低頭拉車不去抬頭看路,想方設法讓漢卡體積更小、成本更低、做得更好,最后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局呢?由于電腦本身的發展,它的CPU運轉速度不斷提高、存儲器的成本越來越低,發展到后來就足以把漢字系統做進去了,那時候我們要是還在做漢卡,就是死路一條。幸好,我們在做漢卡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電腦未來很有發展,所以就開始賣電腦。在賣電腦的過程中,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就去做電腦。
所以,環境變化了,新的趨勢在涌動,你要是還執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方向要是沒弄對,光努力是不行的。你得想清楚了再干,想好了再說。沒把前面的東西想好,投錢下去就是打水漂。
解放周末:方向感非常重要,但把握方向并不容易。
柳傳志:要看清方向,就要登高望遠。第一你要站得高,站在高處看風景;還要看得遠,遠一些才能看到發展的態勢,才能從中捕捉到趨勢的變化。就像1978年,我在 《人民日報》上看到一條寫怎么養牛的新聞,當時非常激動。我想,報紙怎么登這個事,不是一直講階級斗爭嗎?那時候就意識到以后真的會有變化了。這就是趨勢。
再舉一個跟企業無關的例子。我有個同學,他的女兒剛上小學就被體校看中去練游泳了,那個年代被體?粗泻懿蝗菀,是種榮譽。每年孩子都要經歷一次選拔,每一次成功入選后,我的同學都要向大伙炫耀一次,大伙都替他高興。這樣一直到了四年級,他就說了,如果這次還被選中的話,就要每天補貼一個雞蛋了,還會補點糧票,那時候物質很匱乏,我們都很羨慕。后來這個小姑娘進入了北京游泳隊,但她成績上不去,當教練的能力也沒有,最后就被淘汰了,一事無成。按理說,她的父母都是工程技術人員,受教育程度很高,她在其他方面的資質也應該不錯,但最后怎么是這個結果呢?就是他的父母被這個選拔的過程給牽著跑了,一次次通過選拔、拿到補貼的雞蛋、沉醉在大伙的夸獎聲中,就糊里糊涂把這條路當成唯一的路了。
解放周末:這是把 “術”當成了 “道”,沒有把握住趨勢的變化。
柳傳志:是啊。如果我那個同學一開始就想清楚,女兒長大了要嫁個好人家,婚姻要美滿;工作要適合她的性情,工資不要太少;精神生活要豐富,要有業余愛好,等等,然后把不符合這些的東西都幫她去掉,他們就不會稀里糊涂地沉迷在一次次選拔的成功中,而迷失了對于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成長方向。
辦企業也是一樣,有時我們也會被過程所牽制。比如1993年、 1994年的時候,全國房地產熱,北京中關村的很多家企業都加入了房地產行業。我們也召開過兩次會,一次是煙臺開發區、一次是福州方面,都要和我們聯合起來投資地產。但會后我把這件事冷靜思考了一下。我們到底圖什么?想要干什么?難道我們把地買了,就把電腦做出來了?就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了嗎?還是增加了我們的風險?想明白了,我就決定,咱們還是專心致志做我們自己的事吧。
解放周末:就像波音公司總裁曾說過的,“做我們做得最好的”。專注地堅守愿景,堅持方向,才能抵制住誘惑。
柳傳志:不能陷在過程當中,而要跳出來。比如看油畫的時候,退到遠一些的距離,才能看明白。離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遠點,就能明白黑是為了襯托白,才能知道整幅畫的意思,目的性就會很清楚。打這個比喻是為了時時提醒自己要明白方向,不至于做著做著就糊涂了。
■如果方向沒錯,就要不停地 “撥”
●誰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樣做。
●不變化,就會倒下。變,是永遠的不變。
解放周末:方向對了,執行也很重要。
柳傳志:對。長遠來說,方向比執行重要,但在中短期戰略目標中,執行就可能比方向還要重要。執行有些像撥電話號碼。撥不通電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線路忙,另一種就是號碼不對。如果認準電話號碼是對的,就要不停地撥。要是遇到后一種,就要校對號碼,否則永遠撥不通。
解放周末:聯想的發展過程,是不是也經歷了很多次不停地 “撥”?
柳傳志:比如說走國際化道路的問題,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遇到過各種各樣的挫折,克服這一個個挫折,靠的就是不停地 “撥”。 2009年,聯想集團虧損很多,那時候從國際退回來是一種做法,因為企業內部的文化出現了問題,有人就提出不如干脆退回來,堅守我們中國的陣地。還有一種做法,就是任由它去,任它發生巨大的矛盾、文化的沖突,到了最后做不成功,讓它自生自滅,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當時我們堅持認為國際化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既然這個方向是對的,那就要不停地 “撥”。但撥之前,也要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問題都研究一遍,所以我就開始思考,我復出以后怎么辦。如果不思考,光憑一股蠻力,方向就真的會產生大問題。其實那次危機從本質上來說是東西方文化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但如果我不上手,那就等于不 “撥”了,聽其自然了。我回去,是增加了 “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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