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但撥號之前，還是要把號碼再審視一遍。
柳傳志：校對號碼這個步驟很重要。 2001年，朱力南領導風險投資的時候，連續三個投資全是失敗的。那時候他們給一家企業投資了800多萬美元，失敗后，大家都很心疼。朱力南說了，這些錢都是我們賣電腦那塊業務一分錢一分錢賺來的。帶著這個沉重的想法，手哆嗦，之后就不敢投了。所以我就提出 “復盤”，把我們投資的方法、失敗的原因重新一一進行研究。我帶著他們反復 “復盤”，后來明晰了方向，接著再做，就做得比較好了。
誰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樣做。中間要不停地調整，反復地驗證。有些小說里寫的人物，都像諸葛亮似的，料事如神，事事都想到了，果然如何如何。從我工作的這些年經歷來說，除了很簡單、很小的事你完全能預料到，其他很少有這樣的，中間都會發生變化，要不停地調整。
解放周末：變化是客觀的存在。
柳傳志：做企業，有幾個肯定要變的因素：競爭對手不是死的，它肯定會變；行業方向會發生變化，比如移動互聯網出現后電腦的形式會變化，“蘋果”產品出來后對相關企業也有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如果你認死了按原來的方向做，就只能做死了。
解放周末：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所說的，在大趨勢的浪潮面前，要么變化，要么倒下。
柳傳志：不變化，就會倒下。變，是永遠的不變。所謂的方向，比如我們確定的最大方向就是產業報國，但在產業選擇的時候要反復研究，要選準，中間可能有些變化，但我死圍著產業做，就是方向不變。但如果當真是行業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做膠卷的，后來數碼相機出現了，但我調個方向，再去做別的行業，還是產業報國，大方向還是沒變。但要是行業選錯了，就是重大失敗了。
還有一種情況更糟糕，就是左搖右擺。其實即使有時候稍微偏離了一點既定目標，但要是你使勁走，堅持下去，也還是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怕來回折騰。
■懸崖邊的“拯救”與“聯想文化”的托舉
●聯想曾遇到過那種千鈞一發的時刻，我堅持著，是因為使命在我身上呆著。
●說話不算數，那算個什么企業啊？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對內不負責，對外不擔當，那就亂套了。
解放周末： 2009年2月，聯想集團季度巨虧9700萬美元，您重回聯想集團出任董事長。 9個月后，聯想集團季度稅前盈利3000萬美元。您是怎樣拯救聯想的？
柳傳志：關于2009年的復出，請不要用 “拯救”這個詞，這個詞太突出個人的力量，其實是我和原有團隊一起努力的結果。
我重新 “出山”以后，主要解決的是與外國人的文化磨合問題。文化的磨合就是來自于不同國度、企業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從董事會、最高管理層到中層、基層都有個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文化磨合的過程。
我那次回去最主要是幫助楊元慶建立中西合璧的國際化班子。班子里的人必須信任楊元慶，人家憑什么信任你？職業經理人最開始都是看在錢的面子上，然后才會產生信任。人家那時就會想，中國人辦的企業要垮了，憑什么讓我繼續留在這？楊元慶提出要有特殊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只有我能要求董事會來執行。因此還是從文化磨合上，把班子建立好，讓大家都認可他。建好班子，班子以身作則，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突破口。
解放周末：對于那次復出，您也提到過是基于您“做人的態度”。
柳傳志：那次我復出的時候,外面有很多說法,我家里人也是堅決反對的。因為當時聯想控股已經制定了既定的戰略，我再回到聯想集團去工作，對我來說很重大的一個問題是，要牽扯我很多精力，我的身體是不是能吃得消，血壓會不會又上去，睡眠能不能保證，這些都要考慮。但我還是回去了。
解放周末：是責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柳傳志：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聯想集團有過幾個非常困難的時刻，對我的身體也有重大影響。我從未想過放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千八百人跟著我，我要是一放松，企業立馬就完了。聯想曾遇到過那種千鈞一發的時刻，我堅持著，是因為使命在我身上呆著。這可能與從小受到的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有關，我父親一直教導我說，男子漢就要有擔當。
解放周末： “擔當”是您的價值觀，在管理企業的時候您是不是也在有意識地建構這樣的價值觀？
柳傳志：可以這么說。每天要我參加的會很多，有的可以推托，但只要與企業文化有關的會議，我都會參加。在我回到聯想集團的時候，業務的開展上，楊元慶他們已經有了一套很成熟的打法，這一點我非常了解，在國內已經研究得很透徹了，當年就是對這套打法在國外行不行，還不是很清楚。現在知道了，就是行。但當時企業軍心不穩，士氣不高，外國的很多高層員工都懷疑，中國人管理企業能行嗎？我到歐洲去，看到很多歐洲員工都是這樣的工作態度，只要你不炒我，我就拿這份工資，你炒我，我就走人。
解放周末：沒有歸屬感。
柳傳志：根本沒有。要把企業辦好，我們堅信應該有一個核心價值觀。當時楊元慶他們研究出來這么兩條，一個是“說到做到”，一個是“盡心盡力”。因為很多人那時候說話都不算數，說話不算數，那算個什么企業啊？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對內不負責，對外不擔當，那就亂套了。而文化往往會被認為是軟的東西，不一定會很重視，但我要是重視了，大家就會真正重視起來。
解放周末：聯想的企業文化的要義是什么？
柳傳志：就是要把員工的個人追求融入到企業的長遠發展，企業在設計目標時，要想到員工的發展，要以人為本。
我們有位法國的高級員工，他就說，以人為本是很難實現的，因為不同國籍、不同目標的員工，怎么能是一致的呢？持這種懷疑態度的人不少。但我們把員工分成幾種類型，最基本的類型是在企業中工作，他圖的是安定、安穩，只要生活能夠日益得到改善，就行了。還有一種員工，他老想著做大事，老想著進步。外國人就都很感慨，說中國員工想進步的就是比他們多，都想賺更多的錢，管更多的事。人家普通員工加薪10%，他要20%，他要求越級升遷，對這些人怎么辦？就要為他們設計適合他們的發展路徑。這些人里面，可能有的人經過了很多次工作調動，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了，就要給他一個新的空間，給他一個新的舞臺，讓他有自己在做事業的感覺。針對這三種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做法。
解放周末：因材施教，按需導引。
柳傳志：是的。對第一種人，要求他做事要有責任心，比如你是個倉庫管理員，只要把倉庫管好，愛崗敬業，不出錯，就可以得到你該得的一份。對第二種人呢，光有責任心是不夠的，還要有進取心。這個進取心里就包含了很多東西，比如你要會創新，要學習管理，還要了解公司的戰略。第三種人，我們放心把企業交給他們，對他們的要求自然更高一些，責任心、進取心之外，還得有事業心。這個事業心必須解釋一下，就是把職業當成事業來做，因為這里頭包含了你的長期利益和名譽，你就把企業當成自己的生命了。
解放周末：您曾經說過，您一直希望把聯想辦成一家 “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
柳傳志： “沒有家族”是指沒有血緣關系，而是通過機制、文化保障企業傳承下去； “家族企業”就是指公司最高層必須是有事業心的人，要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命。
■不在意富豪榜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誠信、名譽遠比金錢更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況。特別是別人夸你的時候，要格外清醒。
解放周末：作為聯想的創始人，您個人的股權只有2%，在各種財富排行榜上總見不到您的名字。
柳傳志：為什么要這個“見到”呢？這個主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從個人來講，我把家人、朋友對我的信任看得比錢重。從企業來講，我總和我的同事們說，我們把企業的名譽看得比錢重。這是不是說錢不重要呢？那也不是。在你還需要面包的時候，錢是很重要的。但是，當你已經可以選好的面包吃了，當你可以隨意地打高爾夫球了，或者當你可以請好幾個保姆來換取時間創造更多財富了，這個時候，更多的錢可能就不再是你特別需求的了。
我有一次去打高爾夫球，隨便穿了套運動服，有人和我說：“哎喲，柳總您還特別扶植民族工業啊？”我一開始還沒聽懂，原來是說我穿了套國產品牌的衣服。其實我的衣服啊，我都是覺得舒服就穿上了，根本不在意牌子。也許有人很在意牌子，因為牌子可以說明身份、地位，但我打球的時候可能更在意的是球打得怎么樣。大家的追求不同，你也不能說人家的追求不對。在美國，不少排在富豪榜前面的人想的都是怎么把錢還給社會，比如建個博物館，或者捐給母校等等。我個人現在沒要那么多錢，錢到哪兒去了呢？更多地是把錢分給和我一塊兒干活的同事了，他們都有股權。
我總覺得，就算我有一套上億元的大房子，那么多房間我也可能沒法挨個兒去睡，從滿足生活需求來說，這和我住在只有一張床的房子里，也差不多，住大房子可能只是讓別人知道“我很有錢”。像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我手下有個小姑娘，剛大學畢業，就戴著一條很粗的金鏈子。那時候有一條金鏈子了不得。我問她：“你戴這玩意兒干什么啊？”她告訴我：“您不知道，我戴著這個，賣菜的人都高看我一眼！”（笑）我這才明白，原來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穿名牌，也是希望能在交際場上被人高看一眼。可是你說我現在穿什么還有什么關系啊？沒有人會為了我穿什么衣服而改變對我的看法，所以我不在乎這個。
解放周末：更在乎的是精神層面。
柳傳志：是的，誠信、名譽遠比金錢更重要。我更在乎的可能是楊元慶他們和我說“您是我們永遠的船長”、是同事們對我真心的尊重，那才會讓我感到很愉快。
錢可以換很多東西，比如可以換成奢侈品抬高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換成時間，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是根據不同人的需求來決定的。假如在早期制定股份分配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權重分得很高，那時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就會使得其他人對我產生看法，也許無形中就會對聯想的發展產生影響。要是那時候我占的份額更大些，聯想集團這塊“餅”可能就做不到現在這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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