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最初的這張排行榜的工序更像是在干一件體力活，盡管繁瑣卻極易著手:那個時候沒有四通八達的互聯網，沒有精彩迭出的財經報紙，也很難看到中國的上市公司，于是，大多數時間，他和他的朋友都窩在上海圖書館通過閱讀大量的黨報，尋找中國最有錢的人。“最簡單的，克林頓來華，和哪家企業主握過手，這無疑是我應該關注的。”
在折騰了幾個月后，胡潤好不容易拿出了一份僅有50人的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
要想讓人們知道這樣一份榜單，從而知道制作這份榜單的人，胡潤明白，自己可以是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攀上了高枝，它的高度也就變成了自己的。他必須找到一個“有分量”的傳播途徑。
很快，他鎖定了三份世界聞名的商業雜志:《福布斯》、《商業周刊》和《財富》。在查到雜志的聯系方式和總編名字后，胡潤心神不寧地以傳真的方式告訴對方，他有這樣一份榜單。而這一次的“面試”并沒有讓他等太久。
“第二天《福布斯》就給了我答復—很有興趣!”胡潤狂喜不已，他明白自己的決策是對的，世界在關注中國，而他自己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被摘除了王冠的國王
與《福布斯》之間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胡潤作為獨立的調研員開始為《福布斯》編制富豪榜;2000年底，做著第二個富豪榜的胡潤辭去了安達信的工作，開始在歐美二十多個大學宣傳自己的新事業，并在香港注冊了“亞潤商務智源咨詢公司”;2003年初，由于分歧，胡潤結束和《福布斯》的合作;然后是2005年初，胡潤開始以“胡潤百富”的名義推出百富榜以及一系列相關產品。
盡管整個過程路人皆知，關于這次合作，在今天仍然留下諸多的坊間傳言——胡潤談“福布斯”即色變，福布斯大動肝火“封殺”胡潤。
7月14日，坐在金茂大廈一樓音樂廳，胡潤兩手一攤，笑著說:“無所謂，什么都可以拿出來談。” 對于中國的富人階層來說，他曾經代表著《福布斯》，一個能將他們推向世界、讓他們在整個地球上“揚名立萬”的人物;而對于那些迫切想在中國尋找合作伙伴的外國人來說，他是中國富人俱樂部的“領隊”，是他“不容分說”地讓中國富人暴露在了世界的聚光燈下、來了一場“稱斤論兩”。
這就是一次“各取所需”的合作。僅從數字上看，胡潤似乎虧了——他的回報，只是每年幾千元的稿費。但另一個數字，卻指向另一個結果——1999年，愿意從榜單中走出來和他面對面聊天的富翁為零;2000年，有五六人;2001年有三四十人;2002年有60人左右;現在，“幾乎百分百”。
然而，胡潤仍然覺得委屈。他皺著眉頭，聳了聳肩，說“ (跟福布斯)還是‘再見’得太晚。”早在香港花了很少的錢注冊公司之后，他就一直力圖在內地成立自己的公司，并著手準備來做“胡潤制造”這個品牌了。但他還是有一些昏了頭，畢竟“一個29歲的會計師上了《福布斯》的封面，讓人想想都興奮”。可是，這個風光一時無二的男人，被對方搶先將了一軍，最終只是扮演了一回《福布斯》在還未制定出“中國戰略”前的一個過渡角色。
2003年1月23日，按慣例要和胡潤續簽2003年排行榜合作合同的日子，《福布斯》卻高調地在上海金茂大廈宣布:《福布斯》將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任命范魯賢為《福布斯》上海辦事處的首席代表，并公布了他們進軍中國市場的一個龐大的商業計劃。還未做好準備的胡潤，一下子成了被摘除了王冠的國王。
那個時候，“他看起來挺平靜的，但我知道他內心很不平靜。”胡潤的助手陳冰曾對媒體回憶說。當天晚上，胡潤拉著她長談了三個多小時。幸好，財富的門一旦打開，就不可能那么容易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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