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子亂象
“富人找代孕，中產階層不愿意領養殘疾兒童，農村的窮人購買兒童。”陳律師認為，這就是中國的求子亂象。
對富人而言，解決生育需求，可以通過代孕渠道，但對普通人而言，也就只有通過收養渠道了。收養沒有市場操作，只有通過親朋好友轉送、福利院領養等途徑，但中國收養法規定收養人必須同時具備幾個條件，比如無子女、有撫養和教育被領養人的能力、沒有患有不宜收養的疾病，以及年滿30周歲，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嬰，年紀相差必須40歲以上。
陳律師認為，這樣的收養條件過于苛刻，讓有領養需求的人望而卻步，但影響中國人收養的最為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觀念上。由于信仰差別，中國家庭領養孤兒大多懷有功利心，喜歡挑選健康兒童，甚至有些人對孩子的長相、智商都有很高的要求，對殘疾兒童則鮮有問津，也正因此，中國不少殘疾兒童最終不得不交由外國家庭領養。
對農村不孕不育家庭而言，代孕與領養這兩條路徑都不切實際，只得求助于人口買賣，因而又助推了另一個犯罪問題：拐賣兒童。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打拐的力度，一批被拐賣至農村地區的兒童得以解救。但解救只是邁開了解決問題的一小步，以深圳兒童福利院為例，近年來解救出來卻找不到親生父母的8名被拐兒童長期寄養在福利院，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他們不符合被領養條件，又不得送回養父母身邊繼續撫養。
對被拐兒童、被拐兒童的家庭乃至于曾經購買收養被拐兒童的養父母家庭而言，這都是一個人倫的悲劇。尤其對被拐兒童，他們已經與養父母建立了感情，解救后如果無法給他們提供一個正常的家庭，無異于第二次被拐。陳律師認為，這個問題亟待解決，應該讓有領養需求的家庭領養這些兒童，或者暫時寄養養父母家中，待親生父母找到再送還。
但這樣做同樣存在爭議，因為恐會變相縱容了買賣人口的行為。法律規定，對收養被拐兒童的家庭，只要沒有虐待以及阻撓解救的行為一般不予懲處，其目的也正是防止收養家庭藏匿兒童，不配合解救。“當然，人們也在質疑，這樣做，打擊力度不夠，無法從根源上解決拐賣問題。”
對代孕、非法買賣精子這樣的行為，法律上還是空白，“它不屬于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我認為可以加強對醫療機構的管理，如果在醫療機構構筑一道堤壩，非法代孕將無法實現。”但現實的殘酷就在于此，醫療機構為非法牟利鋌而走險，為違法行為提供便利，一些機構甚至想方設法搶奪不孕不育或者非法生育市場的蛋糕。
“治療不孕不育的醫療機構越來越多，無論是代孕還是非法買賣精子、卵子甚至買賣兒童，我相信這些家庭在做這些動作之前都曾求助過醫院。”陳律師解釋，不孕不育是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過度醫療甚至打著治療不孕不育旗號詐騙大行其道。“不孕不育的醫療黑幕太多，即便產生糾紛也會當做醫療糾紛處理，除非，哪一天你暗訪，醫院承認就是想騙錢，那才構成詐騙。”
“現在的人啊，有了錢，什么都敢干，為了錢，什么都愿意干！”他感嘆。
生育危機可以求助技術手段，道德危機向誰呼救？
代孕：世界考題
不管是非法還是合法，代孕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充滿爭議的“行當”。保守者眼中，生育事關情感、血脈、家族；但面對生育困難的家庭，代孕又瞬間變成一種“慈善”。對于任何國家和民族，代孕都是一道難解的題。
撰稿｜樂 悠 馮秀民 龍 怡
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國家將代孕視為合法，在那些代孕還屬于非法的國家，代孕的需求同樣一直在增加，地下的代孕交易日漸繁榮。
生育后代是人的本能需要，對于存在生育困難的人群來說，代孕服務合情合理。但是，對于提供代孕服務的一方來說，情感的煎熬和生理的損耗，同樣是人性中不能承受之重。
代孕必定是一項充滿爭議的產業。
嬰兒工廠
印度，世界上代孕產業最為興盛的國家之一，街頭就能看見代孕機構的廣告。一對美國夫婦如果到印度尋求代孕服務，他們花的錢只有在美國本地找代孕的四分之一。“出租肚皮”的代孕媽媽，大多是貧困婦女，代孕被看作擺脫經濟壓力和為家庭做出貢獻的方式。
在一則美國電視臺的新聞畫面中，代孕媽媽們神色平淡，似乎代孕只是一項與按摩差不多的服務行業。不過，事實并非如此。
一部關于印度代孕產業的紀錄片描述，代孕媽媽通過剖宮產誕下孩子后，孩子被立即抱走，不讓代孕媽媽看一眼。按照代孕機構的說法，這樣做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代孕媽媽對孩子產生感情，減少對代孕媽媽的傷害。不過，世界上所有的母親都能理解，讓母親對孕育的生命毫無牽掛，幾乎是不可能的。
生育是一件裹挾著情感的事，代孕這項產業背后，必定充滿著代孕媽媽的情感糾結和社會的倫理爭議。
“代孕”在印度成為話題，大約是在1996年。來自旁遮普邦的尼瑪拉·德維為了賺錢給殘疾的丈夫進行治療，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稱愿意“出租子宮”，引發社會熱議，“代孕”也由此為人熟知。
2002年起，商業代孕在印度成為合法行為——與法國、瑞士、德國等明令禁止代孕行為的大部分歐洲國家相比，印度的法律綠燈催生了一個新興產業——越來越多的印度年輕人加入這一行業來賺錢，醫院刊登廣告招募代孕者；而西方、東亞國家的大量不孕夫婦也為價格優勢所吸引，前來圓求子夢，發展到近幾年，以代孕為目的的旅游產業越發紅火起來。
印度德里北部一條繁華的街道上有一幢大廈，其外墻貼滿母親用心照顧嬰兒的宣傳照片，那里就是代孕安排公司懷扎斯的大本營。懷扎斯是印度首家代孕安排公司，提供一站式“嬰兒工廠”服務，客人主要是富裕家庭，多來自西方國家。去年有兩千名代孕嬰兒在印度誕生，英國成為代孕服務的主要客源地(占總客源的一半)。
目前印度有100家以上的代孕機構，它們大多數都位于孟買、新德里以及加爾各答等大城市，代孕機構長期招聘當地年輕女性為外國人代孕生子。
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的阿南德原是古吉拉特邦的一個普通小鎮，那里的人世代以種莊稼和養奶牛為生。如今它卻成了IT城市班加羅爾那樣的“外包中心”，只不過“外包”的是年輕母親們的肚皮。
阿南德地區已形成了年輕女性為外國夫婦代孕的專門基地。僅在過去1年里，便有18名代孕媽媽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生下別人的孩子，而今年的數量可能還會更多。
很多年輕的代孕母親承認，她們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雖然代孕產業在印度蒸蒸日上，但事實上由于印度民風保守，代孕這種掙錢方式仍與社會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很多代孕媽媽懷孕期間會搬到其他地方居住，或者干脆躲起來，直到孩子出世后才回到家鄉。有些已經結婚的婦女冒著被丈夫趕出家門的風險做著代孕的生意。
除了代孕的費用較低，歐美客人熱衷印度媽媽代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后者通常都愿意放棄自己對孩子的所有法律權益。
印度官方估計，代孕行業現在每年可以給印度帶來大約120億美元的產值，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地下的非法交易。可是由于缺乏相應的監管，整個代孕市場也面臨著失控的風險，比如這些貧窮的代孕媽媽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時很多客戶在付出代孕費用的同時，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為了改變這個現狀，印度一些職能部門也開始著手相關法律草案的制定。
禁令催生“生殖旅游”
意大利是歐洲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了刺激國民生養，政府規定對生養第二胎的家庭給予經濟補貼。不過，對不少自身存在生育障礙的意大利夫婦來說，一項法律卻阻礙了他們的夢想。
2004年，意大利出臺一個新法律，規定人工受孕只適用于“穩定的夫妻”，即要禁止捐獻精子和代孕，甚至有關方面的研究也被禁止。如果有醫生進行克隆人試驗，會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可判20年監禁，并將處以66.9萬英鎊的罰款。而實施非法人工受孕手術的醫生將被暫停行醫資格，還要交納26.76萬英鎊的罰金。
這對那些需要經過人工受孕才能生養孩子的夫婦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按照新法律，一對夫婦一次只能用試管制造3個胚胎，而且這3個胚胎必須一次性地被植入女方子宮，不得冷凍保存。醫學專家介紹，這種新規定將使培育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從以前的30%降到8%。
這項法律除了引起眾多不育夫婦的不滿外，也招致了醫學專家們的質疑。
有意思的是，新法律的出臺也掀起了意大利醫生爭相出國發展的高潮。不少醫生躍躍欲試地要在意大利鄰國比如斯洛文尼亞開辦診所，以便與本國求治者在意大利境外“會合”，收費標準還能比意大利國內低20%。
在日本，通過捐精的方式進行人工生殖是被允許的，但禁止卵子捐贈。2008年，日本學術會議機構做出原則上希望法律禁止代孕的提議，不過因為日本一直沒有出臺有關禁止代孕的法律，所以日本婦產科學會只能希望醫生對此進行自我約束，一些婦產科醫生根據自己的理論實施代孕手術，同時還有一些母親到海外實施代孕。
日本女演員向井亞紀因患宮頸癌失去生育能力，2003年通過美國代孕母親得到一對雙胞胎，但當時日本政府稱向井亞紀不能以雙胞胎的生母身份登記。為此，向井亞紀提起訴訟要求法院承認自己為孩子法律上的母親，日本最高法院卻駁回了向井的請求。
審判長就判決理由做出首個判例解釋稱，“按民法解釋，代孕誕生的孩子的母親應該是生育孩子的女性，而不是提供卵子的女性”，不承認向井是法律意義上的母親。
由于本國禁止代孕，所以近年來不少日本的不孕女性就跑到韓國借腹生子。2006年，韓國《朝鮮日報》稱，韓國一名大國家黨議員公開的資料顯示，當年9月韓國國內大型門戶網站登記的借腹生子社區有13個，有關廣告65件，成員2295名。該議員說：“對借腹生子的管制如此一片空白，日本人到韓國‘借腹生子’現象逐漸增多，唯恐成為日本的‘子宮殖民地’。”
精子擺上“貨架”
不管是母親“親自懷孕”的輔助生殖還是借腹代孕，精子都是必需的“材料”。精子庫在世界各國快速發展，“捐精”也變成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
今年，印度寶萊塢突破了保守社會的傳統禁忌，用輕松浪漫的方式在銀幕上談起了“捐精”和“不孕”的話題。
25歲的維奇本是失業窮小子，家里老娘嫌棄，隔壁姑娘不愛，無意中，他因為優秀的家族基因而走了運——維奇是純種雅利安人后代，他的爺爺有19個孩子，其中4對是雙胞胎，最小孩子甚至是老爺子在78歲時候生的。如此具有活力的精子提供者，查達志在必得。
在醫生的百般說服下，維奇當起了精子捐獻者。起先他也有道德上的顧慮，但每一次的小瓶裝“貢獻”確實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水平，現鈔、電視機、智能手機、豪車、別墅等接連而來；另一方面，極高的受孕成功率讓查達和求子的夫婦們欣喜不已，連國外客戶也慕名求助。
維奇靠捐精發了財，卻是發悶財。自從被隔壁姑娘鄙夷地甩過一個大嘴巴，他從不跟別人說自己是捐精者，對新婚的妻子也瞞著。在家人朋友眼里，用精子換錢是骯臟勾當，無法理解和接受。直到維奇的妻子也嘗到了因輸卵管堵塞而無法生育的苦澀，再看到通過維奇捐精而誕下的53個孩子，她終于對丈夫的行為有了新的理解。
在多數西方國家，精子庫已經運作了幾十年，人們對捐精和接受別人的精子都處之泰然：北歐小國丹麥人口僅約550萬，卻是世界上的精子“出口”大國，其精子庫的精子85%外銷到60國的400家診所。
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人們可看到一種造型特別的自行車——長2.9米的車身被設計成一個大大的精子模樣，這就是丹麥克瑞奧斯(Nordisk Cryobank)精子銀行的“精子自行車”。這種車子不僅僅是交通工具，還是一個量身定做的冷卻系統——精子型車身實際上是一個“小冷庫”，里面可以短時儲藏精子，克瑞奧斯的員工騎著這輛流動廣告車穿行鬧市，將精子樣本運輸到哥本哈根附近的生育診所。
美劇《生活大爆炸》的第一集開頭，高智商的物理科學家謝爾頓和萊納德就為自己剛剛捐出去的精子自鳴得意不已。在美國，一些州對捐獻精子者在半年捐精期內，提供800美元—1000美元的補償；而對捐贈卵子的志愿者補償可高達3000美元—5000美元。如果捐獻者擁有博士學位，或是醫生、律師、在讀醫學和法律專業學生，酬金還會更高，因為消費者對這幾種人特別青睞。
美國的精子產業也很發達，早在1964年就率先成立了精子庫，1980年出臺第一版人工授精指南，至今已修訂了若干次。目前全世界五大精子銀行有四個設在美國，2005年時，ABC電視臺報道稱美國前4家精子銀行占領了全球精子貿易量的65%，大筆訂單進軍歐洲、亞洲和中東等海外市場，總金額高達5000萬美元到1億美元。精子交易構成了經濟的一個增長部分，乃為數不多獲得貿易盈余的行業。
同樣地，英國精子庫也很講究“品位”——倫敦精子庫將在捐精者名冊中公布捐精者的性格特征、興趣愛好，乃至時尚品位等信息。每位捐獻者都在手冊內附有一份書面聲明，上面有捐獻緣由及工作人員對他的評價。比如，一位捐獻者被門診醫生描述為“講話溫柔、性格內斂、善于思考”，給人“整潔、無拘無束的感覺”；另一位捐獻者則被描述為，“個人主義、行為古怪、有藝術天賦”，長相獨特，像“搖滾巨星”，但生活方式和自信心方面一點都不像。一般，1個捐精者不能生超過10個孩子。
小蝌蚪能否找爸爸
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明確不認可捐精(卵)者與受捐贈所生孩子之間有聯系，因此，捐贈者無需承擔養育這個孩子的責任，他(她)以后也不應該介入這個孩子的生活。美國的捐精者必須簽署一個棄權協議，承諾：本人沒有成為未來孩子合法父親的意圖和愿望，完全放棄因捐獻導致的任何父親權利。無論接受本人精子的已婚或者未婚女性為何州居民，本人都同意放棄以上權利。
不過，也有例外情況，如美國伊利諾伊州有法律規定，在不孕夫婦難以接受人工助孕的情況下，只能由捐精者與該婦女發生性關系來完成受孕，此時捐精者必須承擔對所出生孩子的法律責任。另外，美國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認為，利用捐獻的精子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孩子在年滿18歲時，有權了解自己的身世，知道捐精者是誰。
2005年，英國的精子卵子捐贈制度發生了重大的改革。英國衛生部規定，凡是從當年4月1日以后憑借人工授精或授卵懷孕而出生的孩子，當他們長到18歲時，都有權知道他們的精子或卵子捐贈者的身份，換句話說，他們屆時可以知道自己的血緣父親或母親。
這個巨變告別了1985年以來英國一直堅持的保護捐贈者個人隱私的慣例，即借助捐贈者精子或卵子授孕、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等長大成人后至多只能知道捐贈者的一點表皮的情況，比如眼睛的顏色、發色、身高和醫療史等。英國媒體認為精子、卵子捐贈者無秘可保是禍還是福仍需要時間來作出答復。
作為20多年前英國首批捐精者之一，約翰·基爾比表示贊同這一新的法律。他當時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回復媒體采訪說，“我一直私底下希望任何借助我捐贈的精子受孕出生的人能夠了解我的詳細情況”，“隨著歲月流逝，我越發強烈地感覺到我不想再隱姓埋名了。最令我激動不已的是見到用我捐贈的精子而受孕出生的孩子，并與他們一同分享我的背景。”
也有反對該法的男子擔心，也許某一天，他們不知道存在的下一代會莫名找上門來，讓他們不知所措，雖然捐贈者無需為這些孩子承擔經濟或者法律責任。
由于擔心捐贈者的健康和安全問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戀捐精，除非他們恢復單身5年以上。1985年，也有同樣的法規禁止同性戀獻血。盡管男同之間HIV傳播率很高，但是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并沒有解決HIV在異性戀中傳播率也高的事實。因而這引發外界討論，禁止同性戀捐精究竟是出于安全考慮還是對同性戀的歧視？
另外，精子貿易的繁榮也滋生了許多復雜的法律與醫療問題。一位相隔千萬里的、生物學上的繼承人能否申請繼承捐贈者父親的遺產？如果國外的客人不滿意他們買到的“產品”，比如生下來的小孩有遺傳病，應該通過什么渠道投訴？這可是不能退貨的買賣。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