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富而無驕，至多算是一個“聞”人，一個中國商人；而富而好禮，一定是一個賢者，“達”人，一個中國企業家。
我在溫州呆著近十年，也算是半個溫州人了，接觸的溫州做企業的人很多。但對我印象或影響很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樂清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一個是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
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由于當時我層級比較低，與他直接溝通的時機很少。但我卻在這位他自稱是“打鐵匠”出身的溫州企業家身上看到他的對事業的執著，對事業的勤敏及對人生的種種修身養性的感悟。
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我更看到的是一種對事業的執著精神。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當一家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賓臨倒閉的時候，這位溫州企業家沒有氣餒，巨負債與家庭、朋友信義，三重壓力下，毅然執著地堅守著他心中的事業與理想，如同千年前西去取經的玄藏西行，義無反顧。
講到這里，我突然想到孔子和其弟子周游列國被困于絕地時的故事。
有一年，孔子與弟子周游列國被當地人圍困數日，大家都餓得站不起來，同學們臉色越來越難看，甚至有些不滿之意。這時，好像是孔子的學生子貢走進孔子的帳房，問：“君子亦有窮乎？”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也。”
什么意思呢？窮，不是沒錢，而是窮困的意思。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做一個君子也無路可走的時候嗎？不然為什么我們雖然懷著大道義之心，卻仍然困在這里，沒路可走呢？”孔子說：“是呀，做一個君子本來就可能沒路可走的。但作為一個君子面對沒路可走，就會堅守本位與信義，而小人沒路可走，就會什么都會干得出來。”
中國企業家是一群有責任的人，是富而好禮，他們更類似有儒者風范的俠士，“邦有道，則矢；邦無道，則矢”；而中國商人不能說他沒有責任感，但他們更像有儒者風范的隱士，“邦有道，則矢；邦無道，則可卷可懷之”。
一個中國企業家一定是不回避大眾問題與責任的人；而一個商人，卻面對大眾問題，不是去解決它，相反，出了問題，總是權衡，把責任歸咎于下屬，而不是自己去承擔。后一種人，我在北京工作時，就遇到這樣的人。他對錢看得過重，雖然他精于算講，積聚了很大的一筆財富，但卻由于沒有具體“中國企業家”恭、寬、信、敏、惠的企業家品格，所以最終只能自己“偷著樂”，而得不到眾人的人心，走一個，失一個。
這個北方的做企業的人，如果富而無驕，必是明智的，如果驕縱而欲，那必然得不到一個好的結局。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正是這個“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的道理。
企業家有很多種，有的恭，有的寬，有的信實，有的敏，有的惠。但縱觀溫州的企業家，例如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他們身上無疑凝聚了至少是三點：1、自我勤敏。2、富而惠澤。3、恭寬信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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