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衛哲聊天,你可能會覺得他“裝”,一絲不茍的衣著,職業化的笑,力求無破綻的回答。在他的情感表達里,沒有天馬行空,沒有含糊猶疑,像一塊精密的瑞士鐘表,以平靜、穩定的節奏回應任何問題。
這就是所謂目標明確、極富秩序感的完美主義者吧。然而,對于一個力求完美、以擅長管理著稱,35歲就著書《金領》的著名職業經理人來說,因為阿里巴巴的“價值觀管理失控”被迫辭任阿里巴巴CEO是件難堪的事。在那之后,衛哲也失去了去任何一家企業做職業經理人的興趣,選擇做PE可謂情理之中。只是他做PE的方式承襲了一貫的做派,以“管理牌”吸引項目。
有人說“衛哲只是找點事做”,也有人擔心,一直身為職業經理人的衛哲,境界和視野未必能達到企業家的層次。或許吧,不過若以“管理”的心態做PE,倒也比簡單粗暴的資本游戲更有意思。
衛哲也摸清了人們的顧慮,采訪中,他不再強調自己以往的“職業經理人”身份,反而一再表示,進入阿里巴巴后,他就把自己當作創業者,把阿里巴巴看作自己的孩子。因此,此番做嘉御基金并沒有所謂經理人到創業者的過渡,無論從心態還是能力上,一切都是順理成章。
“如果人生重來一遍,我還是會選擇這樣的人生,每一步都不會改變。”正如許多創業者一樣,衛哲力圖展現出強大的自信。
管理體悟“四進階”
衛哲想成為PE中的“管理派”,源于他豐富的職業經歷。從國企、外企到民企,衛哲一直從事管理工作,并兼收并蓄不同企業的文化。他笑稱,除了家族企業,別的類型企業他都做過了。
從一開始,他就有機會比別人更清晰地認識自己。上海萬國證券的創始人管金生可謂衛哲職業的啟蒙者。他的一句評價——“小衛不算聰明,但是悟性好”,奠定了衛哲對自己的基本認識。“悟性是會舉一反三,適應能力很強。而聰明是能無中生有,能從0做出1。管總說我沒有那個本事,但有本事從1做到3。”衛哲說。
當年身為管金生秘書的衛哲,最大的優點是錯誤從不犯第二遍。他學得快,進步也快,能讓苛刻的管金生滿意。而衛哲說,自己從管金生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便是看問題的大局觀和把握大局的方法。
“我和管總都是學外語專業的,就比別人多開了一扇窗,能直接看外面的世界,中國和外國有些趨勢是一樣的。”當年,管金生根據國外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相信中國國債市場一定會實現全國統一,并提前布局,這種前瞻性的眼光對衛哲影響很深。
萬國證券給衛哲另一大深刻影響,無疑是其大賭大輸的負面教訓。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衛哲的下一個東家普華永道對待風險無比謹慎。“普華永道告訴我,合規守法很重要,無論做什么事,晚上要能睡得著。”
緊接著的百安居,是衛哲職業生涯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期。衛哲說,他很清楚前些年工作經歷的利與弊。其中兩個最大的不足,一是自己說的多,做的少;二是缺乏大團隊管理經驗,畢竟投行和咨詢行業都是由一個個小團隊構成的。因而,他選擇了對執行力要求高,管理對象龐雜的零售行業。
面對全新的挑戰,衛哲再度表現出了“從1到3”的快速學習能力。從財務總監到中國區總裁,衛哲借著百安居中國的勢起而一舉成名。除了大團隊的管理能力得以鍛煉外,百安居帶給衛哲的最大財富還有對消費者細致入微的關注。“如果說在萬國,我們是學習用望遠鏡看國外,那百安居就教會我如何用顯微鏡看消費者和產品。”
同時,百安居時代的衛哲更多表露出自己獨立的想法和決策力,他不甘心只當全球戰略在中國的執行人,努力爭取中國區最大限度的“自治”。“為了說服英國老板,我帶他去北京、上海、廣州看不同地區家庭的裝修。北京人大多喜歡復合地板,因為要考慮采暖,上海人喜歡實木地板,廣州人家里則喜歡鋪地磚。我讓他知道,一個地面材料,在中國就有這么大區別,得允許我有不同的產品組合。”
不過,外企強調流程的特點,難免造成外企職業經理人對于流程的過于依賴,面對新狀況常常不知道如何正確地突破。這一點,當2006年11月衛哲到了下一站阿里巴巴時,就有了深刻體會。
“我在阿里巴巴無法自上而下地管理,只有學習如何發展自下而上的管理,如何形成一套適合阿里巴巴文化的管理模式。”衛哲說。百安居的管理非常軍事化,衛哲調侃說至今百安居的老部下見到他,仍像見到首長一樣恭敬。而阿里巴巴卻是另一個江湖,互聯網文化,融合了80后的自我主張。自上而下的管理不僅在阿里巴巴行不通,更會扼殺創新。阿里巴巴靠的是自我約束管理。
時年37歲、一直深受外企文化浸淫的衛哲,對管理的理解再次被重構。他必須適應各種新模式,例如員工晉升可以自主立項。他越來越感覺到,這種開放、自由的管理精神可能更加適應未來的企業。但開放自由的背后必須有強大的價值觀做支撐,否則很容易亂套。衛哲在阿里巴巴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全新的互聯網知識,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員工遵從馬云強調的價值觀。
不幸的是,衛哲職業經理人生涯的敗筆恰恰出在了價值觀的問題上,這讓他始料未及,也充滿遺憾。也因此,在現在的PE運作上,他格外重視這一點。
對于辭任阿里巴巴CEO一事,衛哲眼下表現得很開通。“我為我熱愛的企業去承擔責任是自愿的,最讓我高興的是,我離開后,阿里巴巴的自我凈化能力在不斷提高,可能是我的離開把很多人震醒了。”
且不論衛哲的表態是否出于真心,之后馬云率先投資嘉御基金,多少說明二人仍然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系。而衛哲在事發時的不表態和如今積極樂觀的說辭,也顯示了他不為情緒所控制的職業化素養。
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衛哲這樣總結:“我的成長順序比較奇怪,先學骨骼,就是戰略架構;然后是肌肉,即百安居那樣的執行力;接下來是大腦,即企業愿景;最后是靈魂,是價值觀。過去20年,我把這四樣東西都補上了,而它們正是我現在做PE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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