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曾一路高歌猛進的財政收入也轉入低速增長軌道。地方政府“錢袋子”開始變緊,國稅總局和財政部頻繁表態:堅決不收“過頭稅”。
然而,有媒體近期在浙江調研時發現,隨著一些地方土地財政能力逐步喪失,對企業征稅、罰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過頭稅”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財政部數據顯示,多地“非稅收入”出現逆勢高增長,有分析認為,這表明“亂收費”“重復收費”現象有抬頭之勢。
明年的稅今年先“幫忙預支”
今年以來,浙江財政收入增幅明顯放緩。上半年,全省地方財政收入增長4.4%,比一季度回落2.7個百分點。部分主體稅種增速放緩,房地產稅收則下降25.9%。全省14個縣市區財政收入負增長。7月浙江省人大財經委的調研報告指出,上半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60.43%出現減產停產,而前5個月這些企業在利潤下降19%的情況下,應繳稅金總額仍增長1.9%。
一些地方土地財政能力逐步喪失,對企業征稅、罰款就加大了力度,以開辟新“財源”。浙商投資研究會副會長蔡驊說,目前的情況是,企業沒有利潤,但是稅務局的辦案、征稅力度比以前更強了。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一些地方開始向企業征收“過頭稅”。所謂“過頭稅”,是指為了完成稅收任務而過分地向民間收取稅費的做法,有時間上的過頭和幅度上的過頭兩種。
杭州杭派女裝商會秘書長孟平說:今年杭州財政收入數字比較差,我們所在區的區長隔三差五找稅務局長開會,于是把這個壓力都分攤到企業頭上。比如今年稅收增幅不夠,為了數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稅收都拿過來“預支”了。
孟平所經營的紡織服裝信息商務中心營業收入一年大約為6000多萬元,目前公司銀行貸款利息每年就有5000多萬元,經營實際上還處于虧損狀態,但當地杭州市江干區財政局為了完成稅收任務,不僅要求該企業今年的960萬元定額營業稅全部繳納,連明年的960萬元也全部“預支”了。“當財政局的一位領導來收‘過頭稅’時,對我說‘兄弟幫忙’,你說,我能怎么辦?”孟平說。
一件衣服的稅費“明細賬”
“越是經濟差,稅收征管越是嚴苛,盡管補交的其實是納稅人應繳的稅,但這種隨意性體現的是稅務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容易引起不滿。”一位稅務系統人士指出,“企業已經很困難,地方不減稅反而還加重很不合理,但我們執行人員也沒辦法。”
據一位經濟界人士反映,目前有20多個部門對企業進行各種行政性收費,有60多個收費項目。更有甚者,由于一些企業停產倒閉而無法交稅,稅務部門為了完成收稅任務,就把稅款轉嫁到尚能盈利的企業身上,導致企業不堪重負。
這是紹興縣一家紡織企業的稅費“明細賬”:一件報價75元的衣服,面料和輔料成本50元,加工費25元。在這25元加工費中,需繳納國稅3.63元,地方教育附加稅0.44元,水利基金0.02元,社保費用2.77元,總稅費6.86元,這樣實際的稅費負擔達到了27.44%。
有400名員工的杭州八巴浙餐飲連鎖總經理邵軍說,去年光稅就交了200萬,利潤因此只剩下10%左右。由于成本高,稅費負擔重,三年來企業利潤一直在下降,前年和去年基本持平,去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下滑的趨勢,今年3月下旬以后下滑就非常明顯。
另據浙江省工商聯最近的一次專項調研,感到稅負明顯加重的企業占23.3%,認為有所加重的企業占50%,基本一樣的占16.7%,即七成以上企業認為稅費負擔加重。
“非稅收入”成地方財政新支撐
今年以來,地方非稅收入增長也勢頭強勁,全國地方非稅收入平均增幅達到50.1%,個別省份增幅超過70%,有的甚至增長了一倍多。
一些省份公開的財政數據顯示,今年以來,非稅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新支撐。如一季度,天津市非稅收入130億元,同比增加68.9億元,占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的72.2%。安徽省一季度非稅收入同比增長78.6%,累計增幅創歷史新高,非稅收入占全省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到16.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5.7個百分點,拉動全省財政總收入增長8.7個百分點。
與稅收相對應,非稅收入的主要形式是“收費”,主要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彩票公益金、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罰沒收入、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財政資金產生的利息收入等。非稅收入增長加快,行政執法部門的處罰收費力度開始加強。今年以來,溫州當地市民明顯感覺汽車交通罰款多得“離譜”,“停在規定范圍內的車子,哪怕輪子擦著邊伸出一點點就被罰了幾百塊。”
業內專家表示,相對于稅收收入,非稅收入來源更“靈活可控”,不排除一些地方迫于財政減收壓力再現“亂收費”“重復收費”的不正之風。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微博)指出,如果非稅收入中的行政事業費大幅增加,尤其應引起關注。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對企業收稅減少的同時,卻用各種費用變相增加財政收入,其實質還是增加了企業負擔,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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