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錢，成為中國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關鍵詞。在僅有的幾條找錢之路上，手握鈔票的金融機構們與地方官員展開了斗智斗勇的漫長故事。
“要是債發不出來，市長、縣長們可真要跪了。”接連幾個月，跑遍了湖南、內蒙古、江西，見了十多位市長、縣長、區長之后，一家券商投行部的高級經理郭松（化名）不禁感慨道。
從2013年8月1日起，國家審計署開始了對地方債務第二次全面摸底，而且審計范圍前所未有地擴大到包括鄉鎮在內的五級政府、四萬多個審計單位。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甚至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這次摸底結果。
然而，資本市場已經提前亮起紅燈，風向標就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資的重要工具城投債——2013年7月，城投類企業債發行規模觸及年內單月發行量最低點，僅發行351億，而在年初，這個數字都突破千億。
不僅是城投債，在地方政府的每條融資道路上，金融機構們都正在小心地“排雷”。
金融圈排雷
“你以為政府不會借高利貸？逼急了啥錢他們都敢要。”
2013年，郭松總是在出差，“雖然忙，卻忙不出幾單。”據他描述，大環境不好，一些平臺公司出現了兌付問題，讓城投債驟然緊張起來。最近的風聲更緊了，公司甚至利用晚上的時間，加班加點地給一線員工加強風險控制培訓。
希望摸清家底的不光是審計署，多家金融機構也私下對地方政府風險進行排查，例如平安證券就曾會同平安信托、平安證券的固定收益部、風控部門，集體把脈。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已經有信托公司對政府基礎設施類信托項目的規模進行額度控制，達到額度的地方不得新增項目，要等到空出額度才能繼續做。
城投債和基建類信托項目是過去幾年地方政府融資的重要渠道。
這種模式源于1991年。當時國務院進行第一輪政府融資體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不再直接負責基礎設施建設，而是將其公司化運作。地方融資平臺，即城投公司，自此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借債主體。
政府用土地的未來收益作為擔保，通過城投公司發債等方式募集資金支付征地補償費、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將“生地”變成“熟地”后再出售，獲得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補貼或返還等方式注入城投公司用于還債。
在這個鏈條中，城投公司的償債資金主要來自地方財政，而地方政府的債務究竟有多少，城投公司成為外界觀察的一個重要窗口。
“有的縣級城市，經濟體量不大，但資金需求饑渴，風險明擺著，大家要保持足夠警惕，不能光顧著管理費高些，讓銀監局整天盯著。”一位信托公司的風控部老總如此總結。
郭松的工作任務因此增加了很多，每到一個地區，他都得想方設法和當地銀行的人交上朋友，因為銀行對當地的融資信息最了解。此外，他還要到處打探，當地是否在通過社會集資等CYE方式融資，甚至短期拆借高利貸。“你以為政府不會借高利貸？逼急了啥錢他們都敢要。”他說。
承諾到期做的事情沒有做到，履約和償還條件沒有堅持，都會馬上引起市場警覺。
例如，九江市財政為城投債設立專項償債基金賬戶，每年從市財政預算內收入中逐年提取，用于保障還本付息。2012年九江市沒有將資金打入約定的監管賬戶，評級機構也因此下調了評級。
事實上，未來兩年，尚未到城投債的償付高峰，中誠信國際發布的數據顯示，城投債到期償付主要集中在2016至2020年。
離中央越近的地方越安全
平臺公司的級別高低，是資本市場判斷錢給誰的第一要素。但現實是，越是級別高的地方，找錢的方式越多，而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越需要錢。
“離中央越近的地方受中央救贖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說。在我國現行財稅制度下，省級政府享有對下級政府財政收支的裁量權，因此級別越高的政府，往往財政收支狀況越好，能支配的財政資源、政治資源更多。
這便成為資本市場上判斷錢給誰的第一要素。
也就是說，平臺公司的級別高低，是金融圈里首要的考慮。省級（直轄市）大于副省級大于地區（地級市）大于區縣級。在區縣級里，百強縣前五十名以及經濟財政實力與這個標準差不多的區則會被優先考慮。
越是級別高的地方政府，找錢的方式越多，而且一旦出現風險也容易找到接盤的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
但另一個現實卻是，越是不安全的地方政府，借債的越多——市級以下的政府性債務余額增速要高于市級以上地方政府，這是因為，級別越低的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的依賴性更強。
一些信托公司已經將政信業務重點下移到百強縣前70名左右，75名之后則一律不考慮。
根據國家審計署2011年6月發布的審計公告，2010年中國的廣義政府債務率（中央政府債務+地方政府債務）為59.2%，低于國際通用臨界點——90%。
但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的計算，地方政府性債務占所有政府債務的比重水平卻高于美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地方政府最寬松計算（省、市、縣債務+鄉鎮債務+養老保險隱性債務+公路債務）的債務余額占我國政府全部債務的一半以上，最保守的算法（省、市、縣債務）也達45.11%。
宏源證券分析師鄧海清長期跟蹤地方政府債務數據，他統計，2012年，從資產負債率來看，天津、北京、陜西和四川的城投公司的整體債務風險最大，整體資產負債率均超過65%。
中融信托的一位信托項目經理說，“西部地區的風險要大得多。西部地區雖然有礦產資源，但都是央企控制，地方插不上手，收資源稅不如賣地來得快。”
據一位信托經理透露，目前最受青睞的平臺項目往往是那些國家級開發區，或者省級重點開發區。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寶貴資源，即使出現風險，地方政府一定會力保，因為這種信用損失會成為政府班子的責任，且遠遠高于違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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