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敵人從來都是自己一手制造出來的，當你看誰都是敵人的時候，你就成了別人眼中的敵人。
的確，這句話非常適合于黃光裕及其旗下的國美。
2012上半年財報顯示，蘇寧、國美的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黃光裕入獄及隨后發生的“陳黃之爭”，是國美的轉折點。
為什么國美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內斗不止？業界一般認為，結癥在于國美企業文化及價值取向出了問題。
研究國美企業文化，你會發現有如下特點：
首先是“狼性”特征。
據說國美有兩個文化圖騰，一是鷹二是狼。在國美，開店、促銷都叫“打仗”。因為陳曉作風“過于溫和”，后來成為某些高管批評的罪狀，國美高層普遍“喜歡當狼的感覺。”
由此可見，國美人嘴里的“狼性文化”并非我們理解的“團隊協作精神”，而是以不容置辯的方式解決問題，與市場經濟倡導的契約精神格格不入。
其次是“帝王情結”。
據說，黃光裕辦公室有400平方米之巨，被媒體稱之為黃光裕的“太極殿”。辦公室外面的會客廳，掛著清朝歷代皇帝的圖章印璽集，這被解讀為“帝王情結”。
再就是“霸道作風”。
這一點在2008年之前的國美與供應商關系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陳曉主政時代，與供應商關系緩和不少，但是杜鵑“垂簾聽政”之后，再度恢復黃光裕時代的霸道作風，聲稱與供應商的關系“不是談出來的，是打出來的”。
黃光裕及杜鵑對國美管理層采取“蘿卜加大棒”政策，一邊敲打一邊籠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王俊洲的處理。“陳黃之爭”之初，包括總裁王俊洲在內一幫管理層選擇站在陳曉一邊，這讓黃光裕大為不滿。陳曉去職之后，杜鵑在國美內部進行了清算。反復權衡利弊之后，她對王俊洲在陳曉與黃光裕爭奪中“選擇沉默”表示理解，但同時指出，“如果王俊洲積極爭取，陳曉就不會有機會”。最后的結果是，王俊洲保住了國美電器總裁的位子，但丟掉了董事會中的席位。
這樣的權術，被黃氏家族在國美內部運用得爐火純青。
在國美，所謂的企業文化及企業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是由黃光裕的個性生發而來，基本上都是圍繞黃氏的家族利益，與現代企業倡導社會責任、人文關懷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
實際上，黃光裕夫婦被處以刑罰，很大程度上是其病態價值觀導向的直接結果。顯然，這樣的企業不可能贏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尊重，也很難為其核心管理層所認可。
國美價值觀與現代企業看起來那么遙遠，這一切都與黃光裕這個人分不開。套用國家體育總局網管中心主任孫晉芳評價李娜情緒波動比較大，叫“崩潰源于教育缺失。”黃光裕的自以為是，目空一切，與其早早經商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有關。
因此，要想建設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國美，必須對其文化及價值觀進行徹底的改造，往現代企業應有的價值觀引導。遺憾的是，國美對自己的檢討顯然是膚淺的，從黃光裕到杜鵑直到王俊洲，無一認識到問題的根結何在。《中國企業家》在最近一期報道中稱，黃光裕鐵桿部下、在國美開拓時期沖殺在開店最前線的李俊濤稱，今天的國美，“狼性團隊作戰這種霸氣，比以前更加突出了。”很顯然，狼性文化依舊被今天的國美所推崇。
而國美的對手蘇寧顯然不同。
與國美相比，蘇寧的企業個性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是仍有其個性的一面。首先，蘇寧的企業性格要溫和得多，以大連鎖和供應商沖突最為激烈的2002—2008年為例，媒體報道的蘇寧和供應商發生直接沖突的次數遠遠少于國美。我曾經問一個家電企業分公司老總：“是不是對國美既愛且恨？”他說：“哪里有愛，只有恨。”當我問他對蘇寧的態度時，他猶豫了一下，說：“和國美差不多吧。”但是，他的語氣緩和了很多。
也有人說，黃光裕霸道的個性，容易將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從而掩護了張近東，而這得益于張近東的儒雅。
“至少蘇寧是可以講道理的”，這是大多數家電企業對蘇寧的看法。
同為大連鎖，感覺卻不同，供應商給國美和蘇寧的印象分差別很大。在國美強于蘇寧的時代，供應商懾于國美淫威，不敢過多地表達；但是，當蘇寧反超國美，他們對蘇寧的親近感會表現出來。比如，三星（中國）公司新任總裁樸載淳甫一上任即前往蘇寧總部拜訪，而公眾并沒有看到三星對國美類似的消息。
我們當然得不出“蘇寧比國美高尚”的結論，但是，至少蘇寧的文化要健康得多，人際關系也遠不如國美那么復雜。在2010年“陳黃之爭”正酣的時候，曾經有人將蘇寧、國美進行對比：“一個在一心一意謀發展，一個在處心積慮搞斗爭”，結果當然不同。
雖然同屬私有企業，蘇寧幾乎沒有家族企業的色彩，企業管理機制更接近現代企業。雖然國美早已在香港上市，但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個家族企業。這，才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國美由盛而衰的教訓告訴我們：建構健康的企業文化，才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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