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4萬億，會投向哪兒
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目標漸明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葉建國/北京報道
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產業、新醫藥、生物育種、節能環保、電動汽車——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我國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繼四萬億投資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后的新一輪刺激經濟的方案。
一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在“產業立國”的新歷史階段，中國的工業化之路也面臨新的選擇，且從已有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從一個經濟大國到一個經濟強國，中國必須要給出新的產業方向定位，并做出切實有效的落實和實施。
刺激經濟新方案：
總理與專家共商七大新興產業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了三次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座談會，約請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學和科研院所教授、專家，企業和行業協會負責人，就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產業等七個產業的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在隨后公布的會議公告中，該七大產業被表述為“戰略性新興產業”。
之后，在11月23日召開的首都科技界大會上，溫家寶總理發表了題為《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講話，其中再次對上述七大產業做出更為具體的解釋，同時對海洋、空間和地球深部資源的利用問題也提出了獨到深刻的見解。
這些領域共同構成了未來我國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的科技攻關路線圖。
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進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制定，這將成為我國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繼四萬億投資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后的新一輪刺激經濟的方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座談會上稱，“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中國立足當前渡難關、著眼長遠上水平的重大戰略選擇”。
當然，中國是如此的特殊，這樣一輪主要以創新性為目標的產業規劃，如何給這個區域發展本來就失衡的國家帶來均衡發展的機遇，如何保證每年都在增加的就業需求，將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此外，這些產業的健康高效發展，需要同時具備“戰略決策儲備、科技創新儲備、領軍人才儲備、產業化儲備”等。
所以，這樣一個被中國新興產業崛起和經濟發展轉型給予更多寄望的戰略選擇勢必會道阻且長。不過，與危機之下的被動改革不同，在看到新的機遇并主動推進改革的思路情境之下，相應的制度變革的空間有理由被期待。
也許很多人會有疑問：什么樣的產業才能入選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對此，溫總理有明確而科學的答案：一是產品要有穩定并有發展前景的市場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經濟技術效益；三是能帶動一批產業的興起。
考慮到包括海外資本在內的眾多社會資本對這些新興產業的投資熱情，伴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一個個新的財富故事也將誕生。如此誘人，也如此豐富多彩，而國家能否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將這些民營資本的投資熱情與產業規劃進行良好的對接，從而使得這些資金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動力，值得關注。
不過，考慮到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所提供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全國新一輪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也必將展開。
歷史性抉擇：
不能再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國作出如此戰略性選擇，具有國內發展轉型和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雙重背景。
在國務院的決策背景表述中稱，當今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為應對這場危機，都把爭奪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科技創新投資作為最重要的戰略投資。這預示著全球科技將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時代，重大發現和發明將改變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新興產業將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而如果放入更為開闊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經等待了中國60多年。
11月23日的首都科技界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對中國在近200年以來與全球的工業化革命和科技發展擦肩而過的歷史表達了遺憾。溫家寶說，“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國屢次錯失科技革命的機遇，逐步從世界經濟科技強國的地位上淪落了”。
溫總理特別指出，回顧一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國曾經有過四次科技機遇，但四次均錯失。
第一次是當歐洲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正處于所謂“康乾盛世”。當時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國”的盲目自滿，對外，將國外的科技發明稱之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對內，滿足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對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麻木無睹，錯失良機。
第二次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國門的清朝，洋務派發動“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對近代科學技術認識的膚淺終告失敗，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科技革命的機遇。
第三次是20世紀上半葉，由于軍閥混戰及外敵入侵，使中國失去了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機遇。
第四次是“文革”時期，新中國建立的寶貴科學技術基礎受到很大的破壞，我們又失去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遇，使我國與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已經有所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溫總理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再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須密切關注和緊跟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有所作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來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以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為核心的物理學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學、板塊構造理論、計算機科學，這六大科學理論的突破，共同確立了現代科學體系的基本結構。而自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盡管知識呈快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基本表現為對現有科學理論的完善，沒有能夠出現與這六大革命性的科學突破相提并論的理論成就或重大發現。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的沉寂”至今已經有六十余年了，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重要科技領域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經初顯端倪。而與世界科學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國新近60年的歷史，基本上延續了一個持續發展的工業路徑，經過改革開放30年，其綜合經濟實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輪的科技和新型產業的競爭中，也并非沒有機會。
創新大戰略：
體制大變革的契機
不過，既有的發展實踐和歷史經驗表明，這些以創新為主要特點的新型戰略產業的推進，勢必會對國家的科技體制變革、教育體制變革、財稅體制變革、知識產權制度變革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性變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這些體制機制性變革無一不是呼吁多年的變革議題。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點零6分，我國科技界的元老錢學森去世。9分鐘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到了消息，隨后趕往301醫院，憑吊這位一生坎坷且頗富傳奇色彩的科學家。溫家寶給錢學森深深鞠了三躬，來表達敬意和哀思，而在當晚細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輾轉反側，難以入睡。
溫家寶后來稱，在自己出任總理以后，錢學森每次見到自己，所談的重點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問題，而是教育問題，
錢學森認為，“創新型人才不足是現行教育體制的嚴重弊端，也是制約科技發展的瓶頸”，“要更加關注教育改革和發展，注重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中國現在沒有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造人才的方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
這些建議和看法都清楚地說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它國家，科技發展與教育的發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這些看法也獲得了溫家寶總理的深切認同。
此外，在錢學森生前最后一次見到溫家寶總理的時候，提出了后來被廣泛傳播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對于這一警世之問，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將問題指向了高校的嚴重“衙門化”，認為國家應該通過立法，禁止高校人事體制上的“雙肩挑”現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學術資源”。而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則對許多科研工作者掛著各種行政頭銜這種“科技包工頭”現象進行了抨擊。此外，中科院院士張偉平則認為，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立竿見影、急功近利的思想嚴重，阻礙了科研創新。
當然，這些教育領域的問題和體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廣泛討論和質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足以說明這方面的變革將會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
這種變革會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而到來嗎？
此外，科技投入體制、財稅體制以及知識產權管理體制也都將面臨深刻變革。上述每項變革都將牽涉到更深刻、更廣泛的變革，這也決定了伴隨本次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推進，中國或將迎來一個真正深刻變革的機遇期。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表示，為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發改委將推動建立健全新興產業發展的投融資體系，完善市場的準入標準，銀行信貸也應向其傾斜，鼓勵中小企業發集合債，同時，大力開發新興產業開放化的全球合作。
溫家寶總理在座談會上強調，“要以國際視野和戰略思維來選擇和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著眼于提高國家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著眼于引發技術和產業變革”，為此，必須做好戰略決策儲備、科技創新儲備、領軍人才儲備、產業化儲備，“這四項儲備決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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