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1984年,重點進行了以土地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第二個階段,從1984年開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改革以國有企業為中心,我國經濟改革進入了以國企改革為重點的階段。當前,需要逐步實現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重點的第三次轉移,即由國有企業為重點,轉變為以市場和政府關系為重點的改革,這將是一場規模更大和內容更深刻的革命
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主導,下一步改革顯然還要靠政府。沒有政府主導,結果只能是失敗
下一步改革重點應轉向政府與市場關系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推動或政府主導的,從而保證了改革的穩步推進,才取得了用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不俗成就:連續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世界少有;30多年老百姓生活的持續改善,世界少有;經濟運行的長周期也好短周期也好已經被連續增長所代替,甚至有人宣稱中國不存在經濟周期,世界少有;綜合國力在經濟增長的推動下不斷提升,將一些國家不斷地甩在后邊,世界也少有。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下一步改革顯然還要靠政府。沒有政府主導,結果只能是失敗,甚至葬送前期改革成果。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更多矛盾也集中到了政府自己身上,這就提出了繼續深化政府改革、更好地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政府的任務。
革命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點,改革在不同時期重點也不同。時代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也會隨之改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1984年,重點進行了以土地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核心是變更土地的產權制度,將集體所有、集體占有使用的土地制度轉變為集體所有、農民個人占有和使用。結果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短短3年時間就基本解決了當時10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第二個階段,從1984年開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改革以國有企業為中心,我國經濟改革進入了以國企改革為重點的階段。其間經歷了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激烈爭論之后,最終選擇了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股份制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當前,需要逐步實現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重點的第三次轉移,即由國有企業為重點,轉變為以市場和政府關系為重點的改革,這將是一場規模更大和內容更深刻的革命。之所以要實現改革重點的第三次轉移,其一,國有企業還面臨許多問題,宣布改革已經全面完成還為時尚早,但與前一時期相比,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在既定方針下在技術上進一步完善的問題。其二,無論下一步繼續深化農村改革也好,還是深化城市改革也好,其中的核心問題都是政府改革。
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講,就是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其核心目的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體制更加相適應的政府。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這不僅是對企業的要求,也是對政府的要求。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途徑是精簡。建國以來,我國進行過8輪政府機構改革,最近一次大規模的改革是1998年開始的,國務院直屬部委由40個減少到28個,地方政府機構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近兩年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拆并,但機構過于龐大的問題仍然存在,需要進一步改革。目前發達國家的政府部級機構一般不超過20個,日本只有12個省、美國有13個部、德國16個部、瑞士14個部、英國15個部。從上下來看,層次過多也需要精簡。通過減少行政層次,中國各級政府的面貌將煥然一新,徹底實現好政府、效率政府的目標,繼續擔當引領中國走向繁榮的重任。
政府機構改革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政府,也是要轉變政府職能,讓政府職能更加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講的,要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具體而言就是:第一,要由以前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轉變為調控和監督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關系是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政府的職能要由以前比賽的直接參與者變為公正的裁判員,即制定規則,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維護公平競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企業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主體。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搞好宏觀調控,彌補市場缺陷,監督市場主體的不規范的市場行為。
第二,要由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為主,轉變為主要依靠經濟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第三,要由以前的以審批和資源配置為主,轉變為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環境為主。
第四,要由以前的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轉變為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進入軌道,微觀層面的市場主體會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推動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中央政府更多地運用經濟杠桿進行調控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但我國的社會問題卻進入多發期、凸顯期,需要政府下更大力氣解決,否則,過多的社會矛盾會引起社會不穩定,影響經濟增長。從現實來看,政府需要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把更多精力放到社會管理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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