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指出海南商業環境中“人和”的缺陷。“很多人懷念特區的優惠，帶著一種很復雜的感情。我在海南這么多年看到了兩個‘特’字，一個‘特’字意味著將優惠作為大膽試驗，主動‘趟地雷’的交換，這是積極的。還有一個‘特’，意味著腐敗和權力尋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也很突出。”廖遜說，他還記得海南所享有的特區政策中，最“肥”的一條就是外貿。當時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出口都要結匯，把美元換成人民幣，企業要獲得美元就需要到海南來出口。海南一時冠蓋云集，22個外貿公司是全島人民最羨慕的工作，手中抓著配額，揚眉吐氣，但1994年1月1日外貿體制改革，原本在海南辦理出口的全國客商紛紛返回本地，海南外貿一落千丈，22家外貿公司5年之內統統破產，負債高達200%，職工全部下崗。
自“汽車事件”開始到建省前6年的繁榮，都屬于政策性繁榮，把政策榨干是常見的做法，中規中矩在這種環境下反難有成就。“第一批海南創業者的特質很明顯，他們有能力、有熱情、敢冒險，也不太守規矩”。遲福林說，他主管股份制改革時，曾給李耀祺批過5個公司，對李很痛心，“他有才干，但把攤子鋪的太大，不可收拾，另外和下屬的人際關系搞不攏，至于私生活的問題我不便評價，正是這三件事要了他的命。很多人的結局都可以預料，但那種情況下，勸不住。”
第一任省長梁湘，曾將海南與深圳做過比較：深圳像一張白紙，正如毛主席所講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案。海南是一張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經被畫過多次，改過多次的舊紙，要在上面重新作畫，不知道比深圳要難多少倍。
如今交到衛留成手里的這張紙，不但被涂改過，還曾經被揉搓又展平過，他將如何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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